跟殿堂級名師上課

要數近代中國的文化名人，胡適無可否認是其中之一。在上世紀初，胡適負笈美國，畢業於康奈爾大學，隨後轉入哥倫比亞大學，主修哲學。在哥大的求學過程之中，胡適遇上不少名師，對他的影響甚深。例如，講授倫理學的艾德諾(Felix Adler)教授，主張以道德而非宗教為人倫基礎，令無神論者的胡適相信折服。

然而對胡適一生影響最大的良師，則非美國著名哲學家、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莫屬。根據胡適先生的憶述，他當年轉讀哥大，並成為杜威的學生，全因慕這位實用主義哲學大師之名而來：“杜威先生教我怎樣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作待證的假設，教我處處顧到思想的結果。”胡適回國後，倡導考證中國思想史和哲學史、皆見實用主義哲學的影子。例如他一篇題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文章，針對上世紀二十年代中國社會輿論偏向紙上談兵的現象，直斥空談主義者皆慵懶之輩。對於民國早期排山倒海的社會問題，胡適認為只有“費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徵求意見，考察情形，還要冒險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種解決的意見”。

縱觀杜威漫長的教學生涯，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擔任教職的時間最長，其間接觸不少中日留學生，使他的教育和哲學思想得以傳及東亞，其後促成他訪華的契機。一九一八年，杜威曾接受日本東京帝國大學邀請，到當地講學。胡適、蔣夢麟、陶行知等杜威的高足後來得悉，誠邀恩師訪問中國，杜威欣然接受。一九一九年四月，杜威夫婦訪問中國，胡適專程從北京到上海迎接。不久之後，五四運動爆發。在因緣際會下，杜威的講學之旅，由原本計劃的兩個月，延長至兩年兩個月。在訪華期間，杜威除了在大學授課，也在全國各地頻頻演講，足跡遍及十一個省份。

這本《杜威的三十二堂課》，輯錄了杜威當年在中國的演講精華，還有他在日本期間與中國往來的書信。這三十二堂課圍繞着兩大主題：“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和“教育哲學”，內容全由胡適翻譯。“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以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配合當時中國社會所需，大力鼓吹科學和宣揚民主，為研究五四運動和民國史提供珍貴的歷史資料。“教育哲學”系列演講，則涵蓋杜威教育論著的精要，條分縷析，內容顯淺易懂。

世界潮流，在過去百年千迴百轉，於今回顧杜威的哲人絮語，對當今社會又有何啓示？從敎育哲學觀之，這本書收錄的內容可視為入門課程，若配合歷史學家Jay Martin的《杜威的教育》，杜威的教育觀便更為立體。例如他深信教育是推動社會文化變革的根本力量，強調知行合一，空談理論，盲信學說而不深究其所以然，對解決實際問題根本毫無助益。杜威提倡教育須與時俱進，從實踐中學習，不要依賴教科書，這種經驗式學習原理，跟現今愈見普及的活動教學如出一轍。

杜威亦強調教育是成長而非目的，過程中需要照顧所有人。人只有不斷與環境互動，才能應付環境的挑戰。既然環境不斷在變，教育就不可能只有一個特定的目的，然後在過程中只着重培育“精英”，為科技主導的未來世界服務。杜威“一個也不能少”的教育理念，當今的教育制度又是否做到？

在後真相、假新聞充斥的年代，真偽信息散佈網絡世界，社交媒體結合心理學和人工智能，竭力將用戶變成沒有思想的扯線公仔，對異見的容忍度，在西方民主社會，更是愈來愈低。從社會和政治哲學角度切入，杜威認為民主在於社會是否能妥善分配安排全民平等參與他們的共同利益，並在與其他群體互動的過程中，留有調整制度的空間和彈性。倘若社會出現問題，人們只會執迷於抽象籠統的概念，不只催生不必要的二元對立，更無助於有效解決社會各階層遭遇的具體問題。以杜威的標凖，即使“民主”如美國，面對社會愈加撕裂，政府又該如何拆彈？

杜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