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沒有悲劇，沒有哲學？

“中國是否有悲劇”這個問題，是比較文學學術史上非常著名的一個爭論。無論是錢鍾書還是王國維，都在吸取西方不同詩學觀的基礎上給出了自己的解釋。

中國近現代幾次翻譯浪潮的影響下，西學東漸的格局早已奠定，與“中國是否有悲劇”類似的“中國是否有史詩”、“中國是否有哲學”、“中國是否有敘事傳統”等問題，應該屬於同一類。

今天學界已經開始對這些問題的提問方式進行反思。無論是“悲劇”還是“哲學”，其實是外來概念通過追溯的方式，運用在中國文學或者說中國學術語境中的。從這個層面講，我們沒有一個和西方對應的“悲劇”概念和文學體裁，是非常正常的。

在錢鍾書和王國維那個年代，我們的前輩學者一定要回答這個問題，有為中國學術辯護的色彩，同時我們還是要將其放在一個歷史的視角中。用外來詩學概念對中國傳統文學進行提問，其價值還是在於一種“他者”的比較視野，通過“差異”來認識世界和我們自己。或者適時在“差異”的啟發下，進行新的理論創造。如“抒情傳統”、“天下觀”等，最開始就是對比西方已經提出的東西，藉此進行自我溯源，重新發現自我，無論是否成功，也都是一種嘗試。

悲劇美學是與時俱進的，我們可以肯定地回答，中國有悲劇，有哲學，也有敘事傳統。中國古典戲曲和西方悲劇的內涵本身是存在交集的，中國諸子學術也談宇宙、倫理、世界本源。問題出自我們拿來命名的概念的規定性本身，我們不斷的強化西方古典悲劇理論家對悲劇的闡釋，最終是讓悲劇成為更封閉和堅實的概念本身。但是識別出悲劇只是研究的開始，或許我們當今要做的，是不被以往的概念所收編，同時去關注如悲劇、哲學這些範疇是如何建構起來的，並探究其合理性。

龔 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