諒解與懲罰

紐約公共圖書館廢除罰款制度後，回訪率增長百分之九至 十五。

單親媽媽 Dominique Gomillion為女兒所借的書逾期甚久，拖欠逾五十美元，從此再未踏足館內。直到數月前她往另一間圖書館碰碰運氣。“我已準備把書放回架上，館員卻說‘有好消息給你，現在已再無罰款’。”長島市圖書館員Tienya Smith直言：“我無法形容那些罰款對用戶造成多大壓力，撤銷以後便再無負擔。”

重返圖書館的，還有“失蹤”館藏。秋季以來，在曼哈頓、史丹頓島和布朗克斯，已有超過二點一萬項逾期或遺失的資料歸還回來；而在布魯克林和皇后兩區，更分別約有五點一萬及逾一點六萬項資料返還。部分舊得已經不在圖書館系統，或是出借的圖書館早就搬到別處，有的甚至附上道歉信。

【摘自：〈遲還不罰錢：讀者回來了，失書也出現了〉，Ann Wong，CUP MEDIA，二○二二年四月四日】

有到過圖書館借書的人，相信也試過因為遲還書而被罰款——未必是有意為之，但是在現有罰款機制之下，不論原因為何，客觀結果也是一樣的：還書，然後繳交罰款。

構思這機制的人大概會認為，只要對不守規矩的人施加懲罰，而越不守規矩的人就要越加重罰，這樣，人們就會乖乖在其設定的範圍中行事，循規蹈矩。這想法其實存在一個極大的盲點，就是當懲罰龐大得令人無法負擔時，大多數人都不會選擇接受懲罰，相反，會加以逃避，甚至直接退出整套機制。到頭來，機制就會因為越來越少人參與而完全崩潰。

紐約公共圖書館的例子正好說明了懲罰以外，諒解或許是另一個可行的方向。假設人人都是有心犯規，必須嚴加打壓，抑或網開一面，給予改過機會，兩者間並無絕對的對與錯，但卻提醒了我們：方法，從來都不只一個。

穆 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