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弄堂

有位上海老鄰居寫了長文在微信轉發，是回憶幼時就讀的弄堂小學，也是我開蒙唸書的母校。鄰居大哥比我年長七、八歲，也許是與小學同窗經常聚會，又不時看望老師的緣故，一個甲子前的人與事，竟然一清二楚，歷歷如繪！看得出來，因那所小學已不復存在，該文寫作有着某種緊迫性，而小學的命運，又與所在里弄浙興里去年開始拆遷相關。想到這一點，讀後不免生出一些若有所失的悵然。

記得十八歲生日那天下午，我獨自在家，門外突然傳來一陣鑼鼓聲，接着有人說話：“是這家，是這家。”知道是中學來人上門，張貼歡送上山下鄉的喜報，我沒有開門，只聽着鑼鼓聲再起，往另一家敲打而去。約二十天後，我攜帶行李，到郊區崇明島插隊落戶，下田幹活以工分記酬。不到五個月，“文革”後首次高考舉行，我去縣城完成考試，趁冬季農閒回市區，那時家已遷往徐匯區新居。青澀年華中離開的浙興里，從此成了我心底的記憶，有些清晰也有些模糊。

浙興里位於虹口區溧陽路，呈凹字形，陷進去的部分是個大菜場，從早到晚人流不息。往裏走，當中是一條寬敞的總弄堂，兩側各有三長排石庫門房子，內部格局大致相同：灶披間、客堂、亭子間、二樓和尖頂假三樓，外加晾衣物的曬台。里弄內，除了大菜場，還有糧食店、醬油店、煙紙店、小酒舖和老虎灶，沿馬路一側有大餅攤、水果攤、縫紉攤、百貨店、皮鞋店、文具店、理髮店、藥店、郵局等，生活所需一應俱全，十分便利。

小時候聽老師說過，這個里弄是浙江興業銀行為職員興建的宿舍，故名浙興里。在我記事的年代，這家銀行並不存在，只是與里弄有關的一個名稱。就此可知，里弄很有些年頭，一說為一九二七年建造，另一說是一九三一年落成，不論哪個年份，被拆除時都過耄耋之年了。中間幾經時局動盪，居民變得龐雜，有教師、醫生、工程師、職員等知識階層，也有基層幹部和工人，還有舊軍官、小企業主及個體經營者。“文革”興起時，三天兩頭有紅衛兵或造反派到里弄來抄家，還有住戶發起對同門另一“壞分子”住戶批鬥的，氣氛非常酷烈。狂飆過後統算，一條弄堂，大多數門牌號都有被抄家的。那些不堪的歷史場景，會否與消失的弄堂一樣，從人們的腦海裏湮滅無跡？

這個留下少年時代印記的里弄，應該還有我未必知曉的往事。為此上網搜索，發現不僅有文字記載，居然還有視頻，是老居民像嚮導似的對人介紹。

據記載，浙興里有樓房二百三十四幢，居民二千九百人。這個上海典型的新式石庫門里弄，繫着名建築師李英年的設計代表作，每條弄堂都是聯體建築，並非獨立別墅，用樓房和幢數表述未必準確；人口數據應是拆遷時的統計，早先絕沒有那麼多居民。

至於居民中的名人，有生前住在總弄堂的文化史、科技史學者胡道靜先生，從我家樓上的曬台可見對面其起居的二樓；其他則有女歌唱家錢曼華、全國政協副主席萬鋼等。里弄裏還有過一位某大醫院的王姓醫生，後成張春橋的大女婿。聽聞是特殊時期那位身居黨政高位者親自相中的，故而當年鄰里偶爾會作談資。

賀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