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兩年

而從社會文化的角度講，一個疾病的框架轉變，並不是一個順利的過程。社會組成越複雜，現有的框架越深刻，轉變就越困難，很可能要經歷相當長的時間，並有關鍵的技術與治理上的突破。在過去，霍亂的治理從宗教、道德上的框架，轉移到公共衞生的框架，中間經歷了實證醫學和病菌理論的發展。愛滋病擺脱“gay disease”的道德框架，則花去了一整個社會團體幾十年的努力和遊說（現在也還沒有完全成功）。

Covid疫情未來會如何發展，我們在科學上可以認為，像很多其他病毒一樣，大概率會以在人群中建立廣泛免疫而弱化。但社會文化上會怎麼發展，我們現在還沒有答案。

【摘自：〈“清零”VS“共存”：看似二選一，其實沒得選〉，李子，端傳媒，二○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不知不覺，我們的“抗疫”路已走了兩年；但令人傷感的是，仍然未見終點。

這兩年間，我們曾經以為“疫苗”和“病毒失效”是改變的希望，而隨着它們一一落空，“清零”和“共存”就成為了兩條可行的出路。但其實不論前者或後者，都是以一地一國作為出發點來實踐，卻忘記了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一旦人與物保持流通，“清零”與“共存”間的界線就遠比想像中模糊，更不用說，主導權從來不在我們手中。

若撇開“清零”與“共存”的二分法，更重要的是我們對這種新冠病毒的認知有沒有一直更新：到底是一直將之認定為殺傷力十足的絕症、抑或是與流感相若的季度疾病？還是要把它看待成傷風感冒般的小病？這問題不只是一道醫學問題，更是我們有否與時並進，跟隨新資訊去修正看法。

抗疫的路途仍然漫長，祝願大家在新一年能心境開朗，笑對變遷。

穆 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