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章

從前有京派、海派之說，最顯著是魯迅的雜文〈“京派”和“海派”〉，從根本上揭示了京派與海派的分野。但一個長時期裡，極少有人再提及京派、海派，直到三個月前滬上一本名為《海派》的叢刊問世，使人想起歷史上有過這麼一說。有海派之說以來，這是直接打出“海派”旗號的第一份出版物。可能有讀者會好奇：雜誌以“海派”命名，所刊載的全是清一色海派文章？筆者尚未見識該刊，不便妄作判斷；其中有篇〈一位上海作家的家庭生活〉先在網上推送，副題為“票據呈現出的巴金家收支情況”，視角和取材都很別致，或可讓人略窺一二。

該文起首就解釋了題旨：“對於作家的研究，人們時常把目光聚焦在作家的著述和行述上，這自然是應該的。不過，一個作家的具體生活狀態也不容忽略，否則，我們看到的往往是一個單面的而不是立體可感的人。”並以居所為例：“要知道居所及其周邊的環境對作家生活和創作的影響常常直接而具體，並不是可有可無的資訊。”確實，居所關涉作家的創作條件，不可謂不重要。因此，常會看到有關某位作家在僻靜的鄉間小屋埋首寫作的記載。反之，偶有作家於嘈雜的居住環境辛勤筆耕的描述，則必然令人驚訝而同情。

依據該文所述，巴金先生於一九五五年九月從淮海坊喬遷武康路一一三號，月租金為一百四十四元二角。該處是他度過後半生的居所，現已作為故居紀念這位大作家。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都知道，如此高昂的房租，代表着怎樣的生活消費水準，而這都是他自己負擔的。

我也認同該文的觀點：“作家的一些人生抉擇和觀點，是文學和思想的邏輯發展，也不能排除具體生活狀態的影響。”但從巴金的個案來看，這位曾以“激流三部曲”等作品打動無數讀者心靈的作家，上世紀四十年代末以後未再創作出名篇佳作，可從多種因素探究，而與其“具體生活狀態”似無多大關係。但奇怪的是，文章卻羅列巴金居所的水費、用電保證金、電錶過戶費等單據，展示影印件多達十三份，並以詳盡的文字說明。從中除了知曉巴金遷居的“具體日期應當是在九月十六、十七日或十八日這幾天”，比傳記上說的“九月”多了三個“應當”而不確定的日子外，這些材料實在難以讓人看出對研究巴金有何助益。

任何一位作家都是人，無不具有“具體生活狀態”，按照這種海派文章的路子，不管與創作有無直接關聯，豈非連吃飯、睡覺之類都要一一呈現出來？

其實，對巴金的“具體生活狀態”還有深入研究的餘地，也是作為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兼巴金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的文章作者的職責所繫。至少文學界皆知，巴金一向靠版稅及稿酬生活，從未領過公家的薪資。文革時期，領導上海市寫作組的朱永嘉在博文中憶述，上世紀七十年代他曾為著名書法家沈尹默遺孀辦理生活補助金，還將巴金從“五七幹校”安排到出版社工作，從而進入幹部編制。這兩件事，我也聽朱老先生親口講過。後一件事，很有必要通過有關單位檔案查證。如若確有其事，倒是巴金研究的一個不大不小的收穫。

賀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