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 病毒 公民社會
什麼是風險社會？
在過去十年的社會工作教育中，我常引用德國社會學學者Ulrich Beck提出的風險社會概念來分析當代社會。什麼是風險社會？所謂風險社會理論，源自Beck在一九八六年出版的《風險社會》。此書及後被翻譯為多種語言版本，令更多人可以理解他的觀點及產生更多的討論。在書中，他指出當代社會，我們要面對的風險比過去任何一個時代都要多，促成風險愈來愈多的因素，主要是人類進入後工業社會，日益發展的全球化經濟，雖然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但也埋下不同社會風險的種子。當代風險社會理論的背景主要是“現代性”與“全球化”兩大要素。“現代性”是指高度制度化，為社會帶來經濟繁榮，但過分的制度化，事事強調工具理性，令社會承受更大的風險，書中以英國的瘋牛症為例子，指出不同的專家有不同的意見，令疫症遲遲未能處理。“全球化”則是指因資訊科技、交通運輸的發達，令國與國的距離日漸消失，經濟活動可以全天候進行。經濟全球化是我們最容易理解什麼是全球化。由於經濟的全球化令經濟更加互相依賴，某一地區的經濟危機，往往會如滾雪球般席捲全球。在書中，Beck提出了人類社會由“第一現代”過渡為“第二現代”，原本在“第一現代”的各種社會制度：如國家、家庭等等，未能處理由急劇全球化而產生的“第二現代”社會，當中經濟與文化的全球化的變化特別劇烈，也令不同的個體為了應對各種社會變遷，促使個人化的興起，原來社會講求的社會團結愈來愈不重要。Beck以“反身性現代化”來形容此種因社會變遷而改變的生活態度。
風險社會與公民社會
在二○二○年初，新冠病毒經全球化的交通體系，開始在世界各地蔓延，各國政府一時陷入慌亂的狀況。一群來自東亞地區的學者總結東亞各國在疫情爆發初期的處理經驗，比較各國的防疫策略，他們發現部分東亞國家／地區（不包括中國）採用比封鎖更細緻和技術性的解決方案來對應疫情。他們的研究結果顯示，威權主義並不一定是抗疫成功的主要因素。日本、香港、新加坡、台灣、韓國有一個共同的因素促進社區的防疫工作，那是這些國家／地區的公民社會對病毒傳播有着強烈警惕感，而警惕感透過集體主義規範，促成了“人人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的習慣，以確保社區安全。
世界銀行分析公民社會必定會成為抗擊新冠病毒後，全球邁向復甦的核心部分。透過學術機構、組織、新聞媒體對公民社會的分析，他們認為公民社會可在未來承擔以下四項主要工作。
第一：代表。在疫症爆發時，較富有階層人士，能夠在無需擔心失去收入的情況下進行隔離，但社經地位較低的人在新冠疫情中，經歷了經濟困難，被迫在狹小的空間進行隔離。在全球範圍內，公民社會組織為缺乏資源家庭、少數族裔等等弱勢群體提出政策倡導建議。公民社會可以成為弱勢社群的代表，讓社會得悉他們的需要。
第二：服務。在過去一年，不少媒體報道，由於長期困在家中，家庭暴力案件增加，公民社會組織可為他們提供重要援助。
第三：監察者。在疫症大流行時期，多國政府採取緊急措施來應對疫情，例如：封鎖城市。很多國家政府在全國範圍內進行的封鎖和限制均被認為是合理的，但相關的措施必須合乎比例且有時限。國際特赦組織和人權觀察組織等曾反對以“公共衛生”為理由，而推行侵犯人權的政策。公民社會應有權監察政府和私營部門行動，以及要求他們提高透明度和問責機制，以建立一個更公平、更公正和更尊重權利的“後疫情世代”。
第四：溝通與信任。根據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對公民社會的研究指出，在病毒大流行開始到解除封鎖，有效的溝通和對政府的信任至關重要，因此公民應遵守國家緊急命令，例如戴口罩和盡量留家抗疫等等。正如二○○九年爆發禽流感病毒時，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容易被政治化，並且與政府的溝通發生衝突，也十分容易損害對國家行政部門的信任。在這裡，公民社會在政府和公民之間提供了重要的聯繫。在許多地區，公民社會比政府擁有更多的信任和道德權威，以及可以覆蓋大部分農村地區的廣泛網絡。從病毒大流行中恢復和重置全球經濟時，這種官民互信關係至為重要。
總結：公民社會應對風險社會
Beck對風險社會的分析中，曾指出單一力量（政府）已不足以處理日益複雜的社會，應對社會風險更需多元力量結合。運用風險社會理論的分析，我們得悉當代社會在全球化急速發展下，改變了人的思維及推動社會制度需要不斷革新，政府已再不是無所不能的“巨靈”，應對日益增加的社會風險，應該更需要建立強大的公民社會來分擔由風險帶來的壓力。
其實通過與公民社會合作處理疫情，在澳門實在不是什麼新鮮的事，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天主教會與當時的澳葡政府合作處理痲瘋病人，建立了專門醫治痲瘋病人的聖母村。即使是近期，澳門三次的“全民核酸檢測”，政府也是與公民社會組織合作，招募足夠的義工，協助相關的工作，使三次的全民檢測工作可以順利完成。從聖母村的例子到近期的全民檢測，正好說明政府與公民社會合作處理危機，比單靠政府的力量更為有效。
梁啟賢
（澳門理工學院社會工作
學課程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