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讓為我讓出的背景

我在台北知名的“明星咖啡廳”與張讓喝咖啡。她坐我對面，武昌街城隍廟成為我張望她的背景。巧合或隱喻，張讓宛如神祇。她長期居住美國，以穩定質量的小說、散文、旅記，甚至是翻譯，經常提醒讀者，她很近哪，而當她真的靠近着，我感到恍惚了。

主編《幼獅文藝》時，我因應讀者需要，策劃一個有趣專欄，請張讓、韓秀，以書信體寫親子教養。網絡讓距離，只餘時差，張讓寫信給韓秀，等待回應，或者反之，實施兩年，我們都熟悉張讓與盧友箏、韓秀與薄安捷，兩人合著《兩個孩子兩片天》，兒子各有開場白，“我是張讓的兒子友箏。我喜歡《魔戒》，但其實最喜歡聽媽媽胡亂瞎編我的出生神話……”“我是韓秀的兒子安捷。我愛上數學，設計電玩是我的最愛，我的夢想是將勇敢和責任心結合遊戲趣味……”

二〇一六年秋訪華盛頓遇韓秀，“啊，安捷已經工作好幾年了？”韓出示安捷照片，跟高中時一樣，都高大而壯碩。這可能與韓秀一手好廚藝有關。我愣愣看着照片以及時間，像有一片雪，被更大的雪地給銷融了。

我指着張讓身旁的棕髮可愛男孩，很多餘地問，“這就是友箏？”我的多餘一問，在抽出話的線頭，書信經年，該化的雪都化在書信中，見面、與張讓見面哪，我自然而然地，在心裡脫帽致敬。張讓與我不同。我寫文章，沒有情感無法啟動，張讓也是，但她更進許多層，不特意強調觀點與知見，寧願讓情感與事物都好好待着；張讓的出手像化學，變了第一層，那麼第二層呢？如果是剝洋蔥，不要人淚眼婆娑，而穿透刺激與淚水，看見一株花要說甚麼；她的散文名篇〈蒲公英〉，析解蒲公英被撲滅是社會意志的延伸，再提及男人、女人的命運圖表，尋常美國人家的門前草坪，也是真理面前的大教堂；我多次曾用在散文教學上，好擔心一坐下來，我變成了“蒲公英”。

張讓很好心，讓我一坐下，成為一個“作者”，提到我的文章跟喜歡的部分，最大的驚喜是，她說她出生金門，襁褓時期，逐父親“軍營”而居，“可惜，我都不記得……”張讓這一說，我們成為同鄉，不需要高粱，便融了我滿身的不自在。張讓慣常知性叩問，散文集《有一種謠傳》亦然，談愛情、解快樂跟記憶，投入的時候不執着、分享時不說教，經常醍醐灌頂，儘管她不寫佛經、不寫公案，但如甘霖，塵埃盡掃。

金門文化部門曾密集出版“金門籍”作家叢書，希望提振金門文學實力，張讓曾獲《中國時報》散文獎、《聯合報》長篇小說推薦獎等，散文集《剎那之眼》曾獲《中國時報》開卷十大好書，雖出生金門，作品實與金門無涉，但希望張讓答允出版。

這是窄與寬的問題，文學的門該愈開愈大，而不是關起門放狗，或者關起門來互致桂冠。我與文化部門發函邀請，卻不敢奢望，豈知張讓同意成為“金門作家”的一員。

新冠肺炎疫情侵擾期間，多次遠距上課，推薦不少作家讓學員閱讀，而當提到“知性”作品，我都推薦讀張讓。她本名盧慧貞，我不知道她的筆名由來，聚會時竟忘了問。我的解釋很平庸，“讓”呀，不就是“讓”；所以，她那麼瘦是有原因的，她很可能讓出一塊東坡肉、一碟牛排，以及一個姿態，像她坐我對面，抬頭與我說話時，那麼怯生生，彷彿我的背景也有城隍。

吳鈞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