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直選地域性因素與投票取向觀察
引 言
第七屆澳門立法會選舉已於二○二一年九月十二日舉行，本屆投票率為42.38%，投票選民人數137,279。直選中14個組別爭奪14個席位，共有7個組別獲得議席，當中，5個組別取得2個議席，另各有1個組別分別取得1個和3個議席。本文通過分析本屆立法會直選7個取得議席的組別在澳門不同堂區的得票情況，結合各堂區的人口特徵和社經背景，探討地域性╱區域性因素與選民投票取向之關係，了解不同區域對各組別選情的重要性。
研究方法
本文分析本屆獲得直選議席的7個組別在各堂區的得票分佈，並假設在不同堂區╱區域的人口與社經特徵下，選民投票取向具有一定的差異性，不同區域對各組別得票的重要性有所不同。本文以作者在選舉日當晚和翌日凌晨（二○二一年九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在澳門、氹仔及路環各投票站門外公佈的各組得票數據作為計算基礎。
同時，本文以地圖繪製暨地籍局劃分的澳門堂區標準，包括花地瑪堂區、聖安多尼堂區、望德堂區、大堂區、風順堂區、氹仔嘉模堂區（下稱氹仔）及路環聖方濟各堂區（下稱路環），把本屆36個一般票站（不包括3個流動站）以其地理位置劃分為7個區域。由於本屆選舉管理委員會（下稱選管會）分別安排了路環監獄和澳門理工體育館這兩個票站作為在囚人士和讓間選選民集中投票（包括直選的投票），另設3個流動站給正在酒店進行醫學觀察的選民投票，這5個票站的結果不納入本次的分析。需注意的是，選管會一般按照選民申報的常居住址為選民安排附近的票站投票，然而部分處於區域邊界的投票站，本文將按其覆蓋的範圍、該區投票站數量和選民人數作適當調整。即地理位置處於某一堂區的票站，另一堂區的選民也可能在此投票。
剔除了路環監獄、澳門理工體育館和3個流動站的有效票數後，本文計算了澳門整體各堂區有效票數的分佈比例，其中花地瑪堂區的有效票佔整體的48.11%；聖安多尼堂區佔23.54%，望德堂區、大堂區、風順堂區、氹仔和路環分別佔5.06%、4.66%、7.85%、8.35%和2.43%。
通過計算上述7個組別在本屆整體得票率，再分別乘以按上述7個區域劃分的有效票數總和，則能計算出上述7個組別在各區域的預期票數，把各組別各區域實際票數與預期票數比較，便可計算各組別區域性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io（SIR值），即各組別在不同區域的實際票數與預期票數之間的比值。區域性SIR比值將分為3個區間，SIR值大於或等於1.15，即表示該組別在該區域獲得實際票數高於該組的區域預期得票15%或以上，處於0.86至1.14之間的，表示該組別在該區域獲得實際票數與整體相若，SIR值等於或小於0.85，則表示該組別在該區域獲得實際票數較預期得票少15%或以上。
也就是說，如堂區得票SIR值高於1，即該組別在某堂區得票高於整體平均值，“吸票”能力較其他組別相對較高，SIR數值越高，即表示某一組別在該堂區選情越好，競爭優勢越明顯。相反，如堂區得票SIR數值少於1，即某一組別未能獲取該堂區整體平均值的票數，“吸票能力”相對較弱。
本文對上述7個組別各區域的SIR值，由高至低排序，並結合澳門統計暨普查局二○一六年中期人口普查（暫時最新數據）的相關堂區人口特徵統計，以及各堂區的社經背景資料，對各組別區域性得票與SIR值進行分析。
結果分析
作為傳統“票倉”，花地瑪堂區成為各組別兵家必爭之地，該區內地出生的人口比例為各區中最高（54.5%），就業人口中從事博彩業的比例為各區之冠（達26.9%），由於該區有效票佔總票數比例近半，票源集中在該區對總體得票的拉動作用巨大。結果反映具有鄉族社團和社會服務背景的組別──“澳門民聯協進會”（下稱“民聯”）在此區取得顯著的優勢，該組的區域性SIR值為1.43，大幅度高於其餘6組獲得議席的組別。然而，該組別除了路環外，其餘堂區的區域性SIR值均少於0.85，則顯示“民聯”在其他堂區的“吸票”能力相對較弱。
傳統社團背景的“群力促進會”和“同心協進會”（下稱“群力”及“同心”）、商界及鄉族社團背景的“澳粵同盟”（下稱“澳粵”），在花地瑪堂區的區域性SIR值分別為1.05、0.96以及0.98，與其組別整體得票比例相近。相對地，“美好家園聯盟”（下稱“好家園”）、“新希望”及“傳新力量”在該區的區域性SIR分別為0.81、0.77和0.77，均少於0.85，顯示其在該區沒有明顯的比較優勢。
聖安多尼堂區是澳門人口密度最高的區域，也是直選的第二大票倉，有效票佔總票數約1/4。居民以本澳出生較多(43.5%)，學歷水平僅高於花地瑪堂區，居住人口中超過三成的就業人口從事批發及零售業；酒店及飲食業；運輸及通訊業的服務性行業。結果顯示，除了“民聯”在該區區域性SIR值少於0.85外(0.65)，其餘取得議席的組別，其區域性SIR值均大於1，當中，“傳新力量”、“澳粵”和“同心”的區域性SIR值分別為1.18、1.17及1.15，均高於該組整體得票率15%或以上，顯示其在該區域取得較突出的成績。
望德堂區的人口老化程度較高，65歲以上的人口佔14.0%，該區本地出生人口比例為各區中最高，但區內從事金融、教育、醫療衛生及社會福利（專業人士）；以及從事公共行政及社保事務（公職人員）的人口比例也為各區之首，可說是中產人士聚居的區域。當中，此區域佔優的組別背景相對多元，當中，“新希望”、“好家園”及“傳新力量”在該區域的表現相對突出，其區域性SIR值分別為1.45、1.44和1.32，相對地，“澳粵”、“群力”在該區區域性SIR值分別為0.89和0.86，少於該組別整體得票率；“民聯”的區域性SIR值則為0.42，較其整體得票率低了接近六成。
大堂區是澳門的中區，面積雖是澳門半島各堂區之中最大，人口密度卻是最小。該區以20至29歲人口比例較高，居民出生地以中國大陸佔多。以職業身份劃分，該區僱主比例為各區之首(5.5%)。“新希望”、“傳新力量”及“好家園”在該區獲得較突出的成績，實際得票數均高於其組別的整體得票率15%以上（SIR值分別為1.34、1.27及1.24）；相反，“群力”、“同心”和“民聯”在該區區域性SIR值均低於0.85。
風順堂區方面，“同心”、“新希望”及“澳粵”的區域性SIR值分別為1.22、1.19及1.19，均高於其整體得票率15%以上，該區是澳門歷史最悠久的區域，為傳統住宅區，區內65歲或以上居民佔人口比例較高，人口中以本澳出生居多(44.2%)，另外，與聖安多尼堂區和望德堂區相同，福建籍鄉族背景的“民聯”在該區的區域性SIR值相對較低。
氹仔方面，得票的比例相對兩極，沒有組別的區域性SIR值處於0.86至1.14之間（即在該區域獲得實際票數與整體相若），反之，組別“新希望”及“傳新力量”在該區的區域性SIR值均顯著高於其他組別（分別為1.58和1.47），其次為“好家園”（SIR值1.29）。相反，其餘的組別的區域性SIR值均少於0.85。該區人口平均年齡是各區中最低（34.7歲），由於是新發展區域，是中產人士和家庭的聚居地，高學歷（大學）人口比例為各區中最高，從事專業領域（金融、教育、醫療衛生及社會福利）和公職人員（公共行政及社保事務）的就業人口比例僅次於望德堂區。可見，擁有公務員、專業人士背景和政綱針對中產人士的組別在該區具有相對的優勢。
最後，隨着石排灣公共房屋群的落成，路環的人口由二○一一年的4,200多人倍增至二○一六年的26,000多人，但估計不少選民沒有更改地址，選民人數僅為約6,200人。路環人口中65歲以上的比例為各區中最高(14.5%)，小學學歷、已婚人口的比例也是全澳最高。結果顯示，“好家園”在該區區域性SIR值顯著高於所有取得議席的組別(1.37)。其餘的組別除了“同心”外，區域性SIR值都介乎於0.9至1.1之間，與其整體得票率相若，而“同心”在該區的區域性SIR值為0.66，顯著少於其他取得議席的組別。
結 語
本文對取得立法會議席的組別得票進行區域性分析，發現地域性因素對各組別的選情有着不同程度的影響，各組別的背景也與區域的因素相互影響。可以看到，區域的SIR值在各堂區均具有相當的解釋力，按組別背景性質劃分，傳統社團、鄉族商界、公職人員和專業人士背景的組別，其在某一或某些區域的得票相對突出（SIR值等於或大於1.15），而在較多區域取得SIR值在0.86至1.14之間的組別，顯示其在各區的得票比例相對平均；SIR值低於或等於0.85的區域，表示某一組別在該區的“吸票”能力較薄弱。本文發現，在票倉區域的花地瑪堂區和聖安多尼堂區，鄉族背景和傳統社團具有一定的優勢；望德堂區、大堂區和氹仔取得議席組別的區域性SIR值分佈具有較大的相似性。因此，結合區域的人口特徵和社經背景，可初步勾勒出不同組別與選民投票意向之關係。
蔡永君 何偉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