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吳都事件”談兩性平等

兩性平等在日常生活中被談論的時候，總有一些朋友（不限男女）會說，“感覺已經很好了，無論是職場上還是家庭地位上，今時今日，女性都獲得了和男性同樣的對待和尊重”，但凡真的認為性別已經足夠平等的那些人，如果有關注前陣子內地熱議的“吳亦凡與都美竹事件”，不知有否觀察到，隱藏在表面下的更“細微”的不平等？

比如在警方發佈的第一次通報中，不僅對男方“誘騙未成年少女”及“灌酒迷姦”未有交代，且整篇通報幾乎都在解釋女方的動機，包括女方公開與男方的交往過程動機是“想紅”，被男方灌醉發生性關係後拿了男方的錢是用於購物等。似是向人展示女方的道德瑕疵：這個被迫害的女孩，並沒有她所說的那麼完美。

在此類案件裡，永遠有一堆圍觀群眾試圖解釋女性的過錯，合理化男性的犯罪動機。女性必須是毫無過錯的、柔弱的、完美的，否則她就可能是誣告。事實上，女方完美與否不重要，就像都美竹，她並非公眾人物，或許會在曝光公眾人物過程中對自己進行不越界的粉飾，但不影響整件事的根本。

而這件事的另一面是，男方不需要動機，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說明是否“為了滿足腐化墮落的慾望”而舉行某類聚會，不需要說明是否“為了讓女方閉嘴”或“為了表達歉疚”才給女方打錢。皮埃爾 · 布爾迪厄曾在《男性統治》一書中說過：“男性秩序的力量體現在他無須為自己辯解這一事實上：男性中心觀念被當成中性的東西讓大家接受，無須訴諸話語使自己合法化。”

所以當很多人覺得性別已經足夠平等的時候，其實還有很多的不平等潛藏在我們的文化背景、行事習慣和無意識裡。就連女性“想紅”，也可以成為這個時代的“蕩婦羞辱”呢。

葛 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