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權結構下的女性意識

——以張愛玲《半生緣》為例

在父系社會的背景下，女性書寫的文字作品都需要在前頭標榜上“女性”，似乎這是一種稀有的體現。自古以來，男性話語塑造的女性群像，以“客體”的身份出現，她們大多被寄託以男性自身的期待，如歌筵中的歌姬舞女，逆來順受的陰柔與嬌弱。後現代女性主義的崛起，在於“女性話語”的創造——女性必須自發性地創造、發明女性特有的話語和文本，以及摒除男性意識對女性的物化、突破父系對女性典型的規縛，因而能夠脫離男性審美櫥窗中供人欣賞的華麗物件，或是承托男性慾望的工具。

想起英國小說家弗吉尼亞·伍爾夫在她的隨筆散文《一間自己的房間》中提出：“像女人那樣寫，但是像一個忘記自己是女人的一個女人。”作家在創作中必須自由流動，性別與身份是一種社會建構，並無某一個性別主體壓制、代替另一主體意識。正如“房中天使”——女性應當是男性身旁的一種角色，且應當是順從的。“房中天使”的概念將女性去人格化，女性必須在男權社會下作出犧牲。

曼璐與曼楨是張愛玲在《半生緣》中，描摹的兩位典型女性人物，間接表現出後現代女性主義對父權體系的反抗、男性慾望對女性的物化，反思女性必須擁有“功能”。曼璐是舊世代的一位女子，曾下海做舞女維持生計。在舞女生涯將盡之時，她遇上丈夫祝鴻才——一位沒有將愛情與尊重劃上等號的人；因有些小錢，得以過生活。後來，不孕的曼璐為了留住丈夫，她設計了圈套讓祝鴻才強暴自己的親妹妹曼楨。在文本之中，權利支配者是祝鴻才。曼璐與曼楨最終都成為傳宗接代和點綴情慾的工具，無力改變的宿命是祝鴻才掌握了曼璐的人生，因此曼璐不惜犧牲親生姐妹換取祝鴻才的凝視，以讓自己得到肯定。

張愛玲的作品為後現代女性主義的典範，她在《半生緣》中書寫了女性在父權空間下意識的內囿，着墨於女性在社會中遭受到擠壓而產生的形變。在她筆下，兩性權利不對等的處境浮於表面，揭示了女性意識在父系體制中處於不平衡的天秤，為後世帶來性別議題上多元化的思考。

此時，我們身在女權主義的思潮下，女性群體的生存現象是否有改變呢？現代女性是否有走出傳統語境下“功能義務”的囿限呢？而對於“男性為社會及文化的意識中心”一觀點，是否應當重新審視？

司徒子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