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讀報有感

上世紀九十年代前期，初生的互聯網只能收發郵件，獲知新聞主要通過報紙、電視，我在美留學時，常去學校圖書館翻閱報紙。一九九三年十月裏讀到兩則資訊，一是十五日《人民日報》有篇署名文章透露：一九八五年，內地沒有完全解決溫飽的人口是一億兩千五百萬；奮鬥了八年，到一九九三年還有八千多萬人沒有解決溫飽問題。該文還指出，一九九二年，農民平均年收入僅七百八十四元。二是二十日《北京日報》報道，內地的百萬富翁已超過一百萬人。報道引述一項統計，一九九二年，共售出價值逾百萬元的別墅三萬至四萬棟，至少有一半為內地富人購置。

這兩則資訊，現在均屬雲淡風輕的舊聞，但我當時讀後大為感慨。記憶所及，“富”字曾在一個長時期裏帶有貶義，城市的資本家、小業主和農村的地主、富農都是有錢人，卻是早被打入另冊的壞人，而工人和貧農是無產階級，享有尊顯的政治地位而成為社會中堅。“文革”中，更是到了人人以貧為榮、談富色變的地步。這一切，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發生了變化。主導治國大政的鄧小平明確表示：“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這是一個大政策，一個能夠影響和帶動整個國家的政策”。果然，在經濟發展進入快車道的同時，人民生活水準有所提高，而一些勇於撲向商海拼搏的人更是成功致富。

但兩則訊息揭示的貧富對比，讓我想到鄧小平還說過：“我們的政策是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允許一部分地區先好起來，目的是更快地實現共同富裕。”這就是說，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除了推出允許一部分人和地區“先富”的政策，還要制定實現“共富”的政策。可是，十多年來，貧富差距拉大，兩極分化顯著，先富起來的住華屋、坐豪車、穿名牌、吃大餐、喝洋酒，彰顯着奢侈的生活方式，而很大一部分人還浮沉在溫飽線，尚未達到“小康”，距離富裕更是遙不可及。雖然一部分人“先富”是必要的，但只有極少數人富起來的社會，卻是畸形且有隱患的。我有感於此，以前引兩則資訊為由頭，撰寫題旨為提倡先富、注意共富的文章，刋於當年十二月香港《鏡報》月刋。

拙文無甚高論，基於對鄧小平的話完整理解，認為“‘先富’是手段，‘共富’才是目的”；而且，“無論採行甚麼制度的國家，如果貧富差距過大，兩極分化嚴重，必然導致民眾心理不平衡，蓄積日久，極易引發社會動亂”。文中，還建言通過修訂法律和政策，遏制財富過度集中，鼓勵盈利再投資擴大生產，倡導捐助文化事業及社會公益，盡可能縮小貧富差距，等等。

二十八年一晃而過，如今大富豪的資財多達百億千億，不要說剛“脫貧”的數千萬人，就是佔總人口近半的低收入者，差別不啻霄壤！正因此，不久前，中央財經委員會開會提出促進“共同富裕”，而這四個字也成為萬眾振奮而心嚮往之的目標。

賀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