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錄音帶
清理家居雜物的時候，我經常發現錄音磁帶。在電子數碼產品如日中天的時代，磁帶慢慢跟卡式錄音機一起走進了歷史。似乎，這沒什麼值得眷戀的，就像衣服破舊了得更換新的一樣。
可是，我老想找一盤舊錄音帶。儘管我知道，找到它，也不過是徒勞。
那，曾是爸爸的聲音。
大約五歲時，爸爸從遙遠的西安把這盤錄音帶寄到廣東沿海的一個小城鎮。隨它而來，還有一個皮革書包，我記得是紅皮白質的，皮上鑲着一塊小金屬牌，上面印有“西安”的字樣，我便第一次知道家鄉之外，有個地方叫西安。
上世紀八十年代早期，很多縣城還沒有普及家庭電話，長途電話更是聞所未聞；拍電報是可以的，但那是重大、緊急消息的專用渠道，且必須惜墨如金。精明的爸爸選擇了直接的方式，不需要冷冰冰且得轉譯的電報密碼，而是利用廣東那時得風氣之先、部分家庭已享用的卡式錄音機。更讓我興奮的是，他的聲音就在我耳邊，就像他坐在我身旁一樣！那時候，他一年只有一兩次短暫回鄉探親的機會。
爸爸在錄音帶裡說，他很想念我，他在西安，他在那裡買了一個新書包給我。希望我聽媽媽和奶奶的話。
這是我的記憶深處，爸爸最早的聲音，嗓子和今天別無二致，儘管他的容顏早已老去，頭髮不僅由黑轉白，而且禿掉了前額和頂部。那時，我不懂得什麼是溫情脈脈、語重心長，只記得那次，爸爸說話特別慢，特別輕柔，彷彿每一個字都在我的腦袋和臉上不斷地撫摸，彷彿每一個字都揮發着溫度。直到今天，再次聽到爸爸那種說話語氣的時候，我自己的兩鬢也開始爬着霜花了，他的說話對象，已轉成我兒子。
爸爸寄來的那個書包，我一直用到七歲。我感受到小朋友投來的或艷羨或嫉妒或詫異的一瞥。那是當時的小縣城不輕易能見到的貨品，儘管它的風格很北方化，儘管它與日漸追逐香港潮流的僑鄉眼光有點差距，但無疑，它厚重的皮革和敦實的設計不僅絲毫不呆板，反而透着一縷勃然的生機和亮色，還有一股噴薄欲出的誠意。我對幼兒園的同學說，這是西安的書包，瞧，上面還有“西安”兩個字呢，清清楚楚。同學們都挺茫然，其實他們和我一樣，腦海中大約只有兩個著名的外地，要麽是北京，要麽是香港。誰也不知道西安在哪裡，誰也不知道那是一座比家鄉大得多的十三朝古都！
爸爸在我上小學前夕便從部隊退役，離開了那所軍校，回到我媽媽和奶奶身邊。從此，我們幾乎天天見面、天天說話，奇怪的是，他說的話一直都沒像錄音帶中那樣和藹可親、那樣動人、那樣難忘，或許有，我只是太無心肝而已。或許，那是因為錄音帶裡的爸爸是隔着萬水千山，隔着八千里路雲和月，向我捎去珍貴的話，比寫信更能打動一個不識字的幼童，況且還借助錄音帶這樣“時髦”“先進”的載體，它承載的是非凡的時代、非凡的爸爸，而逐漸長大的我旁邊，卻是平凡的時代和平凡的爸爸、躁動的歲月和刻板的爸爸。
翻開抽屜，我發現爸爸帶回來的音樂錄音帶其實琳琅滿目。這裡頭有鄧麗君的歌，也有香港和廣東的粵語流行曲。而我理所當然不知道鄧麗君是台灣人，也不知道台灣和香港，跟內地有什麼不同。今天想來，這一切與爸爸的軍人職業並不矛盾，思鄉和精神放鬆，就如同人的七情六慾。而一個兒童確實不應該知道得太多，只需要跟爸爸學着操作錄音機，知道怎樣加速磁帶，怎樣播放，怎樣錄音，就夠了。有的磁帶質量欠佳，播放時便容易卡在錄音機裡，發出怪誕的響聲。爸爸便不慌不忙地摁下暫停鍵，默默地用他軍械師的手小心翼翼掏出磁帶，拿指甲把卡緊的帶子耐心地剔出，再把那又長又皺的薄帶子輕輕捋平，最後拿鉛筆捲回原形。我第一次看到磁帶的“五臟六腑”，納悶於如此簡陋的褐色膠紙怎麼就能沾滿各種神奇的聲音，也第一次發現，爸爸原是個不愛說話的人。
日子猶如磁帶的轉動，時而急劇時而舒緩，放出笑聲也流出眼淚，十年就轉過了。我們搬了一次次家，許多雜物已經失踪，好在爸爸那盤傳話的磁帶還留在我新家的抽屜裡。可惜，我好像再也沒有感受到爸爸在錄音帶裡那開朗而柔和的聲音撫摸，他變得經常沉默，對我說話不時充滿硬氣，甚至還有戾氣。是生活擔子的沉重把他壓得變了形嗎？
爸爸將我臥室的木質家具都塗成淺藍色，說是希望我過得開朗些。可事與願違。我的性格日漸暴露出急躁和偏執，而窗前正對着的那條淤塞的護城河，似乎就是被我血液裡難以排遣的鬱悶堵塞的。我不知道是懵懂的青春期叛逆還是遺傳而來的壞脾氣，主宰了那些匪夷所思的行為。
在一次和爸爸因為很小的事情發生爭執後，我找到了發洩的對象——那盤錄音帶。那時，它還保存良好，聲音依舊。我沒有毀壞它，熟悉錄音機操作的我，只是將柴可夫斯基的交響曲掩蓋了它，將它“洗心革面”，也將爸爸青年時期的唯一聲音留存徹底葬送，我甚至想把爸爸在我腦海中的記憶一乾二淨地清除掉，就像掃掉房間的灰塵。整整三個月，我不和爸爸說一句話。我冷酷地懲罰了錄音帶，就如同懲罰了它曾經的主人。
至今，我都回憶不起來究竟是什麼導火線誘發了我的謬行，也記不住後來怎樣跟爸爸和解了。反正，那錄音帶，不，準確地說，是爸爸的年輕聲音，可憐地充當了我的排氣口，一去不復返了。而錄音機和錄音帶仍頑強地佔據了我的青少年時代，娛樂和學英語兩不誤，只是，不再有人拿錄音帶傳達話語了。
很長時間，我並不感到惋惜，因為爸爸儘管日益年長，頭髮漸稀，步伐漸慢，但聲音卻沒怎麼滄桑、乾澀、衰邁過。錄音帶也不過是一種工具，物盡其用豈不妙哉？我也沒想過有一天，自己對柴可夫斯基也不感興趣了，沒想過有一天，錄音帶存在的意義被更先進的科技取代了，更不曾意識到，有些東西只有失去了，才體會到失去的惋惜與痛苦。
又過了十幾年，爸爸和我居然一起移民到澳門，一座本來跟家族毫無瓜葛的小城。我們離開了家鄉舒適、寬敞的房子，搬到了一條異地的小巷，一家人擠在幾十平方米的暗黑老屋，命運竟讓我和父母重新回到自己五六歲時的家居光景，一切都打回原形似的。爸爸已經退休，老了，好在他的聲音還不顯老。
我們在陌生環境中重新拾掇生活的碎片。家裡的陳設都是新購置的。而帶着記憶，記錄着快樂與傷痛的舊雜物大多還滯留在家鄉的屋子裡，似乎沒有人再關注它們的存在，似乎歷史總是那麼的麻木。爸爸常說，名人、偉人用過的東西才是文物，普通人用過用完的，是廢物。他嗓子依然爽朗，仍像年輕時一樣，但內涵已蒼然、頹然。我知道，很多意氣風發的慷慨，只屬於特定的年齡和未經歲月煎熬、人情冷暖浸泡過的生命。
爸爸那盤錄音帶，也是廢物嗎？
我回過一次西安，距離爸爸退役前夕帶我們遊玩西安，已經過去整整三十年了。大雁塔前開闢了宏偉的廣場和曼妙的夜市，還聳立着豪邁的玄奘雕像；秦始皇陵封土前的磚石碑改成漢白玉碑；異軍突起的回民街食肆紅紅火火；沉睡千年的大明宮遺址重見天日……這些，都是爸爸不曾見過的。他興許只記得灞河和白鹿原邊上的空軍搖籃。然而，那所學院也早已跟別的軍校合併了，名號不復存在。一切，都在改變，哪怕踏步在操場上的軍人步調、口號、軍姿不變，而軍裝卻更新換代了好幾遍。
似乎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擁抱永恆，輝煌的大明宮不是淪為廢墟了嗎？武則天乾陵的無字碑不也佈滿後世的褒貶文字嗎？她為丈夫唐高宗立的刻滿聖功偉績的石碑，文字不已風化得影影綽綽了嗎？
一盤錄音帶，畢竟也只有短暫的壽命和歷史使命吧？
爸爸在一次午餐時淡淡地說，自己最近體檢，醫生說超聲波顯示腎臟有塊陰影。他聲音依舊有中氣，跟壯年時差距不大。我也沒當一回事，就安排了CT給他進一步檢查。
萬萬沒料到，CT的報告顯示，那是腎癌！
惶恐，茫然，冷汗沁骨，史無前例。
在爸爸準備手術的前一天晚上，我身為一個要在醫院連續半年值班的醫者，躺在醫生休息室內，任憑前所未有的不安和焦慮，把自己包裹得嚴嚴實實。
冬夜在南海之濱的澳門本不造就嚴寒，但，漆黑的房間內，窗戶縫隙裡流淌的月光，像霜雪一樣滲透到房間的每一個角落，滲透到我身上的每一個細胞，我徹夜難眠，害怕掌中的手機發出瘆人的不祥聲響，生怕爸爸明天遭遇不測。
忽然，我想起爸爸寄給我的那盤被我“洗心革面”的錄音帶，想起爸爸年輕時用關愛、牽掛融注成的、隔着萬水千山而來的聲音，它彷彿再次在我心頭輕柔地摩挲着。我不知道，是懊悔，還是內疚，抑或痛惜，一下子把我的喉嚨死死攥緊。
很想通過手機發一條語音短信，安慰、鼓勵他，但是我沒有自信，也缺乏勇氣，我怕爸爸感受不到我那遲來的、羞澀的、多少年難以啟齒的柔和聲音；我怕爸爸一直只惦記着的是那童年的我，那個會天真爛漫地說話、歡笑的我；我怕爸爸知道了我將他年輕時的聲音徹底毀滅。
第二天，爸爸從術後麻醉中醒來時，他的聲音又會是怎樣的呢？
譚健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