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月廿九》看內地巡演

尼修斯

澳門藝團過往到外地演出，大都是非商業性質的文化交流形式，由外地的文化機構、藝術節慶、藝術中心或學院邀請，一般來說由對方負責到達當地後的食宿、場地、宣傳、交際，被邀請的藝團便會向澳門政府申請一些資助以補貼海外交通及製作費用。對澳門藝團來說，作品能給不同地區的觀眾欣賞，可聽取更多意見，同時擴展關係網絡，有利未來發展；對政府來說，藝團到外地宣傳澳門的藝術，可幫助澳門樹立名氣，建立文化形象。而外地單位邀請澳門藝團的原因不一，有時是政治局面所需，有時是友誼的交換，有時則純粹是藝術上的所求，但無論是哪種形式，文化交流是前提，收支平衡並非必然的考慮。

到了近年，巡演的性質有了明顯的變化，特別是在二○一九年文產基金推出了文化展演資助，鼓勵澳門藝術工作者出外發展、打造品牌。當後，大家立即磨拳擦掌，多間藝文公司成立，組織藝團出走澳門，巡演的地點十分廣泛，由歐洲至內地皆有。但疫症在二○二○年初爆發，令人措手不及，除了TDSM街舞音樂劇場《我係歌手》在疫情前便已完成廣州巡演外，其他多個計劃都無法成行，甚至有作品已在歐洲巡演完成首站，正要赴另一國演出時，也急急換機票逃回澳門。到了二○二○年，文化展演的計劃繼續，申請者主要集中於內地巡演，當中不少試走大灣區路線，看是否能走出一條新路；而且疫情未定，戒心未除，走內地線，進可攻，退可守。十個作品中有五個便是巡演於珠海、廣州、東莞、深圳、惠州；亦有走遠點的，到上海、北京、鄭州、西安；有兩個作品的策劃人過往主要走海外線，便嘗試把作品帶到法國、加拿大、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疫症的變數仍在，但大家依然是“心口掛個勇字”。這些巡演跟過往的文化交流性質大不同，它接觸的是劇院、代理公司、演藝娛樂商演場地，分票房、搞審批、租場地、夾不同地方的檔期、在不熟悉的地方和觀眾群中打天下，雖然澳門政府已有不錯的資助，但焦頭爛額者仍大有人在。他們是澳門開展巡演之路的開荒者，為何不在澳門舒舒服服做作品，而要身水身汗去搞巡演，每個人的理由都不同。

像曉角這次沒有申請贊助而到佛山商演，如他們的總監所說，票房不足以抵消成本，虧本是必然之事。但為甚麼還要去呢？

“為澳門開路搭橋”是他們的答案。近年不少人出外進修，回澳投身於演藝行業，全職化的演出越來越多，這些演出不能只靠政府資助，卻苦於沒有足夠的場地，以演出場次去增加收入，場地荒已升級成為他們的存亡問題。向外開拓鄰近演藝市場，拓展澳門演藝人員的生存空間，大灣區的城市似乎是個可開拓的市場。灣區城市的生活和語言與澳門相近，交通便利，他們近年經濟發展迅速，生活質素提升，對文化藝術及休閒生活需求增加，紛紛出現多個文創文化區，加上多個接續興建的新舊劇院，令表演藝術也快速蓬勃起來。若能搭起互相連結和支援的演出平台，澳門的演藝發展當可走出生路。

曉角深思長遠，但亦有藝團只憑藝術之火，坐言起行。有天如果要寫澳門巡演史時，有個藝團的選擇必須記下——雖然當時未必有很多人知曉。二○○六年，石頭公社在沒有內地文化機構的邀請下，在北京自租劇場、自負盈虧演出《靜安寺路192號6樓》，票房還賣得不錯，兩場滿了八成。有人專門去翻查資料，這可能是澳門第一個民間團體在北京的商業演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