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愛真理 吾更愛吾師

內地教育研究為中國研究之一環，而美國又是中國研究領域中發展較早，且各地人才匯聚的國家。根據維吉尼亞大學何漢理教授 (Harry Harding)與筆者早年的研究，美國中國研究發展可分成以下幾個階段：

一、一九六○年代，由於美國二戰後高等教育的迅速發展，各種基金會對第三世界研究的資金投入，促成美國由傳統的漢學走向中國研究。此時期的重點，多以中共建政對中國社會衝擊等為課題。

二、一九七○年代，美國經歷越戰與目睹內地文革的發生，美國學者改採用批判等理論，從整體中國社會結構等觀察，轉向對城鄉社會個案的研究方向，套用各種研究模式，如：趨勢、利益團體與派系等架構，來分析中國的政治變化。

三、一九八○年代，受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影響，美國研究人員得以進入中國做調研，可以更詳細、複雜且深入的從事田野調查，但多數研究者仍難以掌握中國的整體發展。

四、一九九○年代迄今，綜合過去研究經驗，美國學者從以往必須借用社會科學的概念與方法等研究途徑，轉而對中國環境發展變化建立出特有的分析模式，彌補過去太重視經驗法則的取向，期能真正掌握中國整體結構與變化趨勢。此外，加上這個時期大批留美中國學生，畢業後進入全美各學術機構工作，使得該領域加入這群通曉中文、了解中國文化與社會脈絡，且受過西方學術訓練的華人知識精英，為這個時期中國研究打造美國整體能量。

只是上述這些中國通也隨着時代演進，而面臨世代交替的命運。其中，二○二○年六月七日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UCLA)中國教育研究專家約翰 · 霍金斯教授(John N. Hawkins, 1944-2020)與世長辭。由於當時正逢美國新冠疫情的最高峰，上述消息幾個月後才陸續傳開，讓散居全球各地的學生們聞之哀痛逾恆，痛失這位摯愛的導師。

UCLA曾是美國中國研究的重鎮之一，長期擔任該校國際事務部主任的霍金斯教授，生前致力於該校與東亞地區的學術交流，且早於一九八○年中期即陸續接受與協助無數來自兩岸四地的留學生與訪問學者，指導博碩士論文。退休後更透過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的資深學者論壇，推動與亞洲及中國的各種學術交流與合作課題。他是一位見證過中美近半世紀以來關係發展，融合了學術研究與生命故事於一身的西方學者。

霍金斯年輕時曾與中國傳奇相遇，在文革初期因緣際會造訪許多內地城市，親眼目睹當時的各種社會運動，成為當時少數造訪中國的外國人士。返回美國後，遭安全人員扣留護照期間，進大學深造，完成與中國有關的博士論文，並於一九七四年出版“毛澤東教育思想”專書，封面印有獲毛澤東接見的合照，成為當年美國唯一的著作，開啟日後持續在中國教育領域的精彩學術生涯；擔任美國核心期刊比較教育評論主編。更在UCLA任教三十多年，其門徒遍及世界各處學界與政界等。UCLA更成為美國西岸中國研究的重鎮之一。

霍金斯出生於美國二戰世代，成長於一九六○人權運動年代，親眼經歷反越戰風潮。曾目睹文革與日後中國經濟等各方面的快速成長，也十分關注台灣的發展，認為華人社會因文化傳承、交流與創新而獨具特色。他也推薦美國重要出版社，出版台灣教育等相關專書。霍金斯退休後更不辭辛勞，每年飛來亞洲參加培訓講座，邀請各地門生，參與國際合作計劃。 這位退而不休的國際學者，在某次國際會議的開幕致詞中，可能因旅途勞累，報告到一半即出現身體不適情況，送醫復健後依然不幸離世，令人不捨。但身為門生都知道：霍金斯教授是在以生命見證對學術的熱愛：活着的時候在杏壇發光發熱，臨走前也不忘在講台上鞠躬盡瘁，樹立典範。

從美國二戰後中國通的相繼辭世，新的世代交替正逐步展開中。這些與霍金斯教授同世代的學者陸續凋零，固然令人感嘆，但他們身後留下的學術風範，正隨着他們的學生，散佈世界各角落。

畢竟，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

周祝瑛（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