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不曾謝幕
黃昏時候，萬家燈火，初冬的黯幕降得特別早。我在蓮峰廟下了車，步履沉沉地來到鏡湖殯儀館。
十年間，我弔唁過兩人。一位是祖母，而那天的另一位與我並無血緣關係。老人年近七十，是T同事的父親。我和T君相識相知有十個年頭了，但和他的家人們用這種方式近距離接觸，還是第一次。
坊間傳言，澳門人從生到死，常離不開一家大機構——鏡湖慈善會，它掌控着醫院和殯儀館。
我步入靈堂時，T君和兩個弟弟正帶着子女在道士的引領下，披着白色孝服環繞靈堂一圈。嗩吶伴奏的哀樂令人心有戚戚。家屬和友人分坐兩側。我遠遠望見T君彷彿瘦了一圈，但我不敢仔細端詳他的雙目，我怕看見淚水，怕悼亡的神情誘發自己的淚水也崩堤而出。恭敬地上了香，深深地鞠了躬，我便退下。
靈堂正中懸掛着T君父親的遺像，瘦削的臉龐沒有笑容，反倒有股苦氣，爬滿了過早且過多的滄桑皺紋，看得出他畢生都在這座並非故鄉的小城苦心打拼，等待着苦盡甘來。他與我同姓，老家是廣東開平，毗鄰我家鄉新會，同屬江門四邑地區，同樣青年時代來到澳門，為了創業，更為了養家糊口，我們算得上鄉里，甚至可能五百年前是一家。
老人從發病到去世不過幾個月的時間。他就躺在我工作的鏡湖醫院。T君幾乎每日探視，但從未因此而耽誤醫療工作。直到有天早上，病房裡哭聲隱隱，我覺得他臉色特別憔悴，頓時揣測到情況不妙。
“我爸爸要走了，我想上午陪陪他走完最後一程。原定的手術，你替我去做吧。辛苦你了。謝謝！”T君發來微信文字。我聽不見他的聲音，卻感到那幾十個字像浸泡了海水的舊棉衣裹在身上，沉重、無奈、酸楚而苦澀。
T君比我大三歲，但入行早得多，我是在他的循循善誘下才一步步掌握心臟手術的技巧。我們合作的時間很長，但他是主刀，我是助手。這一回，我帶着新同事第一次挑起了大樑。整個過程沒有行雲流水，我只覺得兩手不時震顫，汗水騰成蒸氣，黏在護目鏡上，讓視野一度瀰漫着哀婉、凝重和朦朧，我覺得T君在某個角落看着我。他是放心不下，他又是那麼緊張和哀痛。
手術做了兩小時，我幹得並不利索，好在病人獲得新生。一役下來，手術袍裡的我已是濕人，尤其是雙眼。這難忘的上午，我對得住病人，對得住T君，也對得住他駕鶴西去的父親。從這天起，我便大膽地承擔起手術的重任。
一個月後，我駕車經開平回新會時，特意繞進塘口鎮自力村。記得T君說過他父母是那一帶的人。看到收割後略顯荒蕪的農田，看到遠處暮靄沉沉的碉樓，看到孤獨而矍鑠的方氏燈塔，我下意識想起T君那一輩子辛勞的老父。他剛剛葉落歸根。
我們四邑人闖蕩粵港澳，是聞名遐邇的。每一代，總有不少人帶着不明朗的憧憬，懷着甜蜜的夢想，離開熟悉的鄉邑，走向未知的世界。我們是背井離鄉嗎？是，也不是。畢竟幾十公里的距離、相似的方言和習俗以及如今便捷的交通似乎不足以醞釀出鄉愁的濃郁傷感。然而，任何陌生環境又總會滋生憂鬱和踟躕。
十多年前，我準備到澳門工作，一切從零開始。祖母已年近九旬，她的認知力正急劇衰退，常常將香港和澳門混為一談。每次探視後，我離開她的小屋時，她總是拖着瘦小的身軀緩慢地送我出門，好像我是什麼貴客，抑或將前往遙遠的國度，一去不返。她喃喃自語道：“你要去香港啦？得閒多返來睇吓我啊。”我無法糾正她的口誤，更無法抑制想多看她幾眼的心願，儘管腳步不得不前挪。這位斷斷續續用三十年守候我成長的耄耋老人一輩子沒邁出過家鄉一步，卻看着身邊的親人一個個去了加拿大，去了香港，去了澳門。這是僑鄉的榮光還是僑鄉的悲哀？我走出數十米，回頭看去，仍見那火柴似的身影在風中矗立，灰白的髮髻和洗得褪色的斜襟紗衣卻恍如一座望遍千帆過盡的古燈塔。
終於有一次，我從小屋裡走出時，祖母不再送我了。因為，她正安詳地躺在大廳的靈床上沉睡。我默默看着她被仵作抬進薄薄的棺木、裝上簡陋的手推車，淚水早就在前夜值班時流乾了。下了夜班，從澳門趕回新會不過一個半小時車程，卻走得像萬水千山。我忽然想起這位哄着孩提時的我入睡的老人，曾幾何時，讓我心有餘悸，那駭人的皺紋，那枯槁一樣的手臂，那與潮流格格不入的斜襟黑紗舊衣！可在父親、叔父和姑媽們披麻戴孝、一起下跪的瞬間，我又覺得那是如此彌足珍貴、依依不捨，它們數十年如一日，此刻卻即將伴隨主人進入火化爐！這是分散在粵港澳三地親人們最全的團圓，老人一走，從此，再無齊聚。
時至今日，我悟出了一個道理。生命的意義並不僅僅在於它的繁花似錦，也在於它的萬籟俱寂、塵埃落定。生命不等於活着的軀體，它會移居到世界的另一頭。如果說T君父親的離世讓我抓住鍛煉身手的機遇，也讓我對鄉情有了另一番體會，那麼，祖母的去世就讓我克服了對逝者的惶恐不安。
我剛到鏡湖醫院上班時，最害怕的就是夜間前往康寧中心。那兒是癌末患者的人生最後驛站。沒有驚心動魄的治療，沒有殷切的期待，只有必要的止痛紓緩和營養維持，彼此都在等待時間對病情的宣判。而深夜，人的靈魂最容易脫離軀殼。我一上夜班，這狀況就如影如隨。醫生必須到場宣告死亡。前提是，翻開死者眼瞼，用電筒照射瞳孔，湊近查看有無收縮反應。
這些年，碰過數不清的遺體。有的餘溫尚存，有的冰涼似水。有的病逝前緘口不言，有的迴光返照，說聲“麻煩曬啦”，用的甚至是四邑話。有的乾淨整潔，有的鼻腔嘴角殘留陳舊的血跡、散出朽敗的酸臭。毛骨悚然嗎？不確定。我只知道第二天經常無法安睡。但自從看過祖母的遺體，這一切就漸漸釋然。十年來，白天為生者操心，夜間為死者送行，居然成了我的生活常態。
只要把那些逝者想像成祖母，還有什麼值得恐懼、抗拒呢？人在澳門離世後，腳趾會被掛上紙牌，除了填姓名、出生年月，就是籍貫，而據我所知，新會、台山、開平和中山人極多。
生命又怎會徹底消失呢？它就像我家鄉的會城河。
這條明代挖掘的護城之河拱衛過城牆，往東一直延伸到江門。它見證過明清易代的餓殍遍地乃至人相食。災後，會城河在漫長的光陰裡繼續緩緩蠕動着日益萎縮的身軀。
自我有記憶開始，會城河便已喪失了航運功能，蛻變成髒兮兮的涌，冬天裡，河床乾癟如墨，夏天裡，漲起的河水黃褐色，猶如裹着泥漿，時而漂浮着死去的家禽和生活垃圾，發出腥臭，但這並未阻遏人們端午賽龍舟的熱情。聽父輩講，會城河在一九六○年代還是清澈得足以暢游的。
河之北是城中心，河之南是貧民窟、荒郊和農田，這是我幼時的印象。為看望祖父母，每逢周末我都和父親騎自行車跨橋過河，穿越低矮破舊的房屋，前往郊區。路漫漫，星遙遙，汗涔涔。唸中學後，我最常的“消遣”便是沿會城河往東，騎自行車二十公里，到江門常安路的新華書店買書。一路騎車而行，浸染着河邊略帶渾濁的涼風，覺得渾身燥熱和疲倦漸行漸遠。而河入江門後，水色竟變淺，河風隨即清透，河面漸次拓寬，恍若久病之人伸起了預兆康復的懶腰。我觀察到死水儼然重生，泛起有深度的漣漪和有活力的水花，還看到運沙船靠岸。那一刻我才意識到會城河並未完全死去，它也並非一無是處，而小鎮之側的江門市更以後起之秀的姿態掀起咄咄逼人的波浪。一抹殘流，奄奄一息，雖然數年後便被蓋上鋼筋水泥、鋪上公路，僅存江門一段河，但它老邁的軀幹畢竟隨東去的車輪走向新生，而我們何嘗不是順着東逝之水走向人生新起點？
有人說，澳門沒有自然河溪。這說法不準確。一百五十年前鏡湖醫院奠基時，旁邊就是水流充沛的蓮溪，龍舟競渡也是它的年度節目。滄海桑田，蓮溪早已深埋地下，然蓮溪廟、渡船街及“新橋區”之名猶在。
走過鏡湖時，便想起T君老父，想起祖母……
生命如水，它不會湮滅，只是用另一種形式陪伴、啟迪後人。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徵文大賽作品選登）
譚健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