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至上”的人為災難

花有花期，國有國運。近年的美國，民粹主義崛起，大型社會衝突有增無減，敵我意識愈加強烈，有學者將連番亂象，歸咎於美國數十年來早已變質的大學校園文化。

潛移默化的文化洗腦

發現美國校園文化污染的人，分別是社會心理學家海德(Jonathan Haidt)和美國憲法專家路加諾夫(Greg Lukianoff)。海德畢業於耶魯大學，其後在賓夕法尼亞洲大學完成博士學位，現為紐約大學商學院教授。路加諾夫在史丹福法學院畢業，現任“個人教育權益基金會”主席。該會的目標是捍衛美國高等教育的個人權利，其中包括言論和宗教自由、每人應享有正當法律程序等權益。路加諾夫亦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專家。第一修正案禁止美國國會制定任何法律，以確立國家宗教、妨礙宗教自由、剝奪言論自由、侵犯新聞自由與集會自由、干擾或禁止向美國政府請願的權利。

六年前，兩人聯名在美國文化評論雜誌《大西洋》發表長文，題為《嬌縱的美式思維》，直指美國高等教育文化，凡事以“安全至上”為依歸，批評大學由上而下實行的過度保護主義，已嚴重侵蝕美國教育的民主觀念，動搖言論自由的根基，甚至催生了近年愈見極端的民粹。兩人在文中開首，即開門見山，點出美國大學林林總總的奇怪現象。例如一位伊利諾州西北大學教授在《高等教育紀事報》（美國學術界主要新聞報刊之一，以學院、大學和學生事務為主要報道內容的英語周報）撰文，探討校園文化、政治及對性別問題的認知，其後有學生認為他們“感覺被文章的內容冒犯”，在未有充分證據證明文章內容如何令學生“身心受創”的情況下，校方“未審先判”，先假設教授有錯，再對他展開漫長的內部調查。校園內日漸收窄的言論空間，亦令美國荷里活不少棟篤笑藝人，近年謝絕一切大學表演的邀請。著名喜劇演員賽恩菲爾德更公開狠批今時今日的美國大學生，情緒過分脆弱兼敏感，連笑話都快要聽不入耳。

正因近乎反智的高等教育環境，幾乎充斥着美國大小校園，海德和路加諾夫決定從各自的專業領域出發，研究問題的根源所在，最後發現美國從聯邦政府的教育政策、以至大學管理階層的處事手法，都旨在將“安全至上”的過度保護主義，奉為校園行事準則的金科玉律。兩人不禁要問：校方過度呵護學生的身心健康和情緒，對後者的心智發展會產生什麼影響？學校的保護傘，又是否惠及真正有需要幫助的人？從師生應該遵守的行為、到各學院的教學內容，若校方動輒就自我審查，以確保政治正確，大學生在如此“精神及道德淨化”的環境下，付了高昂學費，從知識、社交以至個人層面而言，他們究竟學到些什麼，以備日後投身社會之用？

三大謬誤，為玻璃心世代埋下種子

要為上述問題找出答案，則必先了解美國過去數十年以來社會氛圍的變化。海德和路加諾夫認為在政治上，民主共和兩黨之間的對立日益尖銳，雙方支持者的敵我意識愈加強烈，就政策及各項社會議題尋求共識的空間日漸縮小。政治上的取向，或多或少會影響家庭成員間的互動，再加上美國左翼精英，多年來就宗教、種族、性別、歷史等問題，不斷鼓吹政治正確，一切以感性為先，搶佔道德高地，將小事無限上綱，結果在思想和言論自由上處處設限。

如此社會大氣候，得高等教育系統配合，潛移默化地鼓勵美國年輕一代，透過扭曲事實的三大謬誤，取代理性思考，作為他們思考和行動的基礎。根據海德和路加諾夫，“三大謬誤”跟脆弱、情緒推理和敵我意識有關。兩人的分析指出，脆弱的謬誤，會讓年輕一代誤信人生應該要避開任何受挫折的風險，在情緒上尋求近乎零風險的安全感。

當理性思考靠邊站，情緒推理的謬誤便會取而代之。當一切由情緒主導，並以第一身感受和觀感，視為行動的理據，從而引導每個人迅速回應負面情緒，而非理性論證，最終只會讓人陷入負面回饋的惡性循環。

即使意見不合，仍誓死捍衛對方的言論自由，一直被視為民主社會言論自由的精神所在。但美國數十年以來的政治、社會和教育發展，卻朝着反民主的方向而走。從政府決定，到校方反應，兩者裏應外合，攜手製造出一個非黑即白的教育環境。久而久之，美國年輕一代的心胸越來越狹隘，只要別人同自己意見相左，即把對方視為仇敵，而自己才是“正義”的化身。如此敵我分明的謬誤，形成兩極化的潛意識偏見，以對抗代替協商，逐漸成為美國未來的發展阻力。

回到教育的“初心”

早在數十年前，三大謬誤已為美國新生代埋下種子，逐漸在美國人的日常生活和教養經驗中滋長發芽，如今在社會不同階層之間深深扎根，再加上社交媒體興起，已嚴重影響美國的政治、社會及教育生態。五年前，特朗普當選總統，美國社群之間的矛盾愈加嚴重，獵巫文化再次盛行，假新聞泛濫成災，公共事務及政策討論舉步維艱，仇恨言論卻有增無減。

社會衝突無日無之，在特朗普當政時期，更不時蔓延至美國的校園。二○一七年，柏克萊大學一批左翼思想的學生，抗議一名右派講者的演說，其後迅速將衝突升級，過千名示威者湧入演講廳，最終爆發流血事件。同年，美國發生夏綠蒂鎮事件，一名年輕的白人至上主義者，開車衝進由左翼團體和少數族裔人士串連的遊行群眾。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十九人受傷。

面對日益嚴峻的教育困境，海德和路加諾夫認為，要改善美國新世代的心理質素，需要政府和校方緊密配合，美國教育部要撥亂反正，更是責無旁貸。例如從法律角度看，路加諾夫指聯邦政府有責任使大學免除面對無理調查和制裁的恐懼。他建議美國國會重新考慮最高法院對何謂在校園範圍內構成“騷擾”罪名的裁決。一九九九年，最高法院在一宗名為“戴維斯案”中裁定，一個學生一時的無心快語，不應被視為騷擾，構成騷擾的理據，必須是一連串能以客觀事實證明的冒犯行為，而這些行為足以干擾及剝奪另一個學生接受教育的機會。路加諾夫建議，唯有重回“戴維斯案”判決準則，才有望消除大學對學生言論的過火審查。

從教育角度來看，兩人提出許多以道德心理學、認知行為療法、言論自由等相關知識為基礎的建議，目標是逐步回復大學應該提供的學習及教育環境。若要概括貫穿他們建言的核心精神，不外乎就是回到高等教育的“初心”：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同理，校方應教導學生如何思考，而非先設下重重思想和行為鐵幕，煞有介事地將學生置於一個凡事以政治正確為圭臬、以情緒掩蓋理性的教學環境之下。反之，回歸理性思辯的傳統，以實事求是的方式探求知識，在人際關係中，拔掉年輕人凡事唯我獨尊的“精神奶嘴”，重新學習管理自身情緒和慾望，明白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道理，逐步重建人與人之間互相尊重的關係，學懂求同存異，重視協商精神，美國新一代才有望重新認識自己，立足世界。

杜然（文化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