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電影引發的思考

進入“她世紀”以來，很多電影開始聚焦女性的喜怒哀樂，有大女主的戲碼，也有瑪麗蘇的情節，有職場白領，也有全職太太。回想這些影片，腦海中閃現一幅幅畫面，記住的不僅僅是她們的故事，更關注的是女性成長的社會話題。

最近，清明節上檔的《我的姐姐》引發了一股熱議。該片的主創團隊以女性為主，導演殷若昕解讀道：“從誕生到這個世界上的那一刻開始，自我與家庭、自我與社會的關係便成為我們無法逃避的話題，《我的姐姐》涉及女性成長、原生家庭、自我追求等諸多方面。我們與家庭、與社會的關係到底是怎樣的？”社會學家李銀河也談到這部電影的意義：“由於現代化進程帶來了新的價值觀排序和個人本位的思維邏輯，就使得姐姐的心理陷入激烈衝突。所謂個人本位價值觀，就是把個人的自我實現擺在第一位，把家庭價值和親情擺在第二位。於是姐姐要不要為家庭責任犧牲個人價值就成了一個哈姆雷特式的難題：是生還是死？是分還是合？是追求個人的人生價值，還是為了親情犧牲個人？”對於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來說，放棄自我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年輕的時候，誰沒有夢想呢？不出去闖一闖會是一輩子的遺憾吧，所以，影片中的安然一心一意考研，不想被弟弟捆綁一生，很多女觀眾應該很有代入感。越來越多女性渴望自由，堅持做自己，但是無論哪個時代，我們都會從親情中得到安慰、溫暖和力量，自我和家庭的關係並非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

現代生活壓力太大，很多國家的生育率穩定下降，韓國生育率跌破一，根據聯合國的報告已經是全球最低。韓國電影《八二年生的金智英》主要是從八○後女性的視角探討了初為人妻和人母的迷茫和困擾，在韓國也颳起了熱議的旋風，原著小說的作者甚至被網友中傷成有被害妄想症，扮演女主角的演員也遭遇惡評網暴。女主角的一段對白讓很多人感同身受：“作為別人的媽媽、妻子，偶爾也覺得挺幸福的，可是有時候又覺得自己像是被囚禁在什麼地方，總覺得越過這面牆壁應該就能找到出口，可依然還是碰壁，就算找到其他出路，也依然碰壁。”

還有一個千古難題就是重男輕女的問題，可能在有些國家和地區有所弱化，但是總體來說並未消除。不禁想起日本女記者伊藤詩織拍攝的紀錄片《黑箱》，她在遭遇性侵之後面對種種壓力、歧視與誤解，即便對一個掌握一定話語權的新聞從業者來說，也是充滿着委屈和無奈。

其實，每個年齡段的女性都可能因為自己的性別角色面臨不同焦慮。雖然電影不能直接解決社會問題，但是帶來了更為廣泛的社會討論，讓大眾可以關注到女性的處境，這就是解決問題的開始。

趙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