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學人的精神

其中第六次，湖北方言調查的成果是，一九三八年夏出版了《湖北方言調查報告》。寫於盧溝橋事件、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一周年之際的序言，最後這樣寫道：“湖北報告寫完了，有了這個模型以後，湖南江西比較好寫了，我們的調查隊不久又可以向河北東三省等處去調查方言了。”遺憾的是，他們的這個學術夢想，因為抗戰持續多年未能實現。

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三人翻譯瑞典學者高本漢的《中國音韻學研究》。胡適主持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慨允撥款五千餘元為此書翻譯校改抄寫之費”——五千餘元相當於今天多少錢呢？我無意算這個帳，只提供一點參照：那個時代的普通百姓、五六口之家，糊口月費不過數元。羅常培、李方桂、趙元任三位大學者忙乎了一年，“款罄而稿未成”。

接着，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纘續其事，期其完成”。後來又有丁聲樹加入，“經之營之，五年乃成”。譯作出版，傅斯年應邀作序，稱之為“近年我國譯學上未有之巨業，瞻望明代譯天算諸賢，可無愧焉”。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年月，傅斯年於序言末尾感慨道：“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我輩於此時期，雖未能致命疆場，然譯者印者辛勤治其分內之所能，亦可略得心之所安矣。”傅斯年的感慨，境界何等的高大上！今天讀之，卻不免有另外的感慨：那個年代翻譯著作真費錢！當然，政府重視、社會優待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事情還有另一個方面，知識分子也頗有嘔心瀝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

（三之二）

亞 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