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動物友善”的距離
近年，動物在我們的生活中佔據着越來越重要的位置——家中飼養的貓狗被視作主子、毛孩；亦有不少人關注被農場、牧場所蓄養的雞、牛、豬，希望能改善其生活環境，改變“工廠式農場”的暗黑操作；更有人倡議停止圈養動物，令牠們能得享自由。撇除這些籠統的描述，且看最近本澳多宗殺貓案、早前香港女子將貓放進洗衣機，以及內地推出活體寵物盲盒等事件所引來之迴響和討論，都足見“動物友善”已成趨勢，只是因着各地歷史文化背景的不同，推進的速度快慢不一，但無論如何，這趨勢始終是不可逆轉。話雖如此，我們還是能做不同的事去加快這趨勢，令小城真正體現動物友善。
動物友善趨勢是如何成型？
在闡述我們能做的事前，大概要先了解這趨勢何以會成型、當中有何持份者、各自的角色和責任為何，方能對症下藥。
我認為，這趨勢之所以出現，背後有着不同原因。教育水平的提高自是其一，經濟條件比前人有所改善，加上已發展社會的少子化問題，同樣是催生出“毛孩”這現象不可或缺的元素；同時，各類商家看準這一市場的發展空間，因勢利導，各自推出為寵物而設的商品、服務，如寵物酒店、寵物保險、寵物保健品等等，亦反過來催旺了普羅大眾對動物的寵愛，有如波奇寵物這類成功靠寵物而上市的成功例子，亦吸引了更多商人躋身這個商機無限的市場，令其發展更見多元、百花爭艷。而當社會上對動物的關注越來越多，政府亦要推出相應的措施或政策，以回應民情。澳門在數年前實施的《動物保護法》、深圳推出《深圳經濟特區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動物條例》，規定豬、牛、羊、雞、鴨等動物可以食用，貓、狗禁止食用，還有香港政府修訂《道路交通條例》，規定司機在撞倒狗或貓時必須停車，以及台灣政府將寵物保暖列為飼主的責任，違者可處罰鈔等等，就是明證。當然，亦有為政者的思維走在民眾之前，率先訂立法規，再配合不同的推廣宣傳，以及聯結商家去營造出對應的市場環境，令民眾潛移默化地改變，也並非無可能。
由此，不難看出這股動物友善的趨勢，其實是由民間、商界、政府協作推動而成。三者當中，民間擔起了意見反映、倡議的部分，而政府則是負責立法、監管，兩者間的互動屬於一個永不止息的循環過程，相當關鍵，反之，商界則是因應前兩者需求而作出回應的配合者。三者之間，各有分工，少了哪一範疇都不會成事。
單靠法規有如緣木求魚
了解到動物友善趨勢乃是由三大持份者所共同營造後，或許就不難理解：假如我們只將着眼點放在法規訂立之上，根本不可能真正實踐動物保護。
首先，動物保護法規有其先天困局。與其他以保障人類利益的法例相比，此類法律所保護的對象乃是不能言說、將其經歷一一道出的動物，這令牠們在被傷害的過程中難以求救，一般人亦不太具備足夠的知識去判定別人家中的寵物是否被虐待，令居家傷害一事變得難以追究；而談及兇殘的虐殺行為，動物亦不太可能留下一些人類能追查的線索，需要依靠環境證供，或其他人為的協助，如天眼、行車攝錄儀所捕捉到的紀錄，大大增加了搜證難度。動物的不能言說，加上社會上相應知識、配套的缺失，令動物無可奈何地落入了一個“雙重弱勢”的位置，亦因而令法規的執行陷入了死胡同，縱有法例可循，但卻出現市政署管委會主席戴祖義口中“無得查”的困局。同時，與虐殺、遺棄動物相比，沒為寵物納牌、寵物出街沒繫好繩等行為相對直觀及容易判別，這亦多少解釋了動保法之下，何以飼主會較兇徒更容易被正法。
其次，相關法規注定爭議不斷。以香港修訂《道路交通條例》為例，有人認為若司機因撞倒狗或貓時沒停車、報警而被罰款一萬元及監禁十二個月，懲罰過重，相反，此一罰則在動保人士眼中則只是聊勝於無。又例如在意大利都靈，如果飼主每天遛狗不足三次，可以被處以五百歐元的罰款，有人認為這是愛惜狗隻的體現，但亦有人認為是矯枉過正。這些太重與太輕的爭議，反映出不同人對動物權益、地位的不同認知和想像——當有人視貓狗兔鼠為毛孩時，同樣有人會將之認定是野性難馴的畜牲，我們能做的，或許只是將兩者的差距盡量收窄，但要在短時間內“一視同仁”，只會是天方夜譚。正因如此，如何採取民眾意見中的最大公約數，定下合宜的法規；同時克服眾多外在因素、先天限制，努力彰顯法律中保護動物的精神，是各地政府都必須面對的考驗。
“擬人化”對待
立法規管必然會面對種種限制，再者，靠法律改善問題亦只是消極手段，只因未有觸碰到犯法界線的行為亦不代表全然可取；法律所規定的懲罰亦未必能嚇倒所有人。那麼，是否有其他途徑可循？個人認為是有的，當中的精髓，就是“擬人化”。
我所指的“擬人化”是指對待動物時，拋開“以人為大”的心態，將動物認定是與人類同一等級的生命，而不是附屬於人類的物體。這種心態的確立，取決了我們衡量所有與動物相關權益的高低標準——一旦我們能夠“擬人化”對待動物，看見動物受虐時，想起的不會是“貓、狗就是要打啦”；有人殺害動物時，亦不會只拋下一句“不過死了一頭貓／狗／兔而已”。推而廣之，假如能建立這一意識，我們就不會容許流浪狗被“一捕即殺”，而不是好好實施已在不同地區行之有效的措施，以“捕捉、絕育、放回”來代替撲殺，以及“零安樂死”，讓其在收容所頤養天年；我們也不可接受將動物隨意棄置的飼主不必負上任何責任，而不是如德國一樣，對棄養者予以重罰，也規定狗主飼養特定狗種時需要考試，加強人的責任感；我們更不能想像動物被圈養在動物園或水族館中，透過長時間表演而換取糧食，而不是讓牠們回歸自然，過其想過的生活……諸如此類的情況能一直持續，在於社會上大多數人的心態依然將動物視為比自己低賤的“他者”，認為牠們只需有兩餐溫飽即可，根本不屑去思考如何能改變其生活條件、真正達至眾生平等。
印度聖雄甘地曾經說過：“一個國家道德進步與偉大程度，可用他們對待動物的方式來衡量。”我的解讀是，假如人在對待明顯比自己弱勢的動物時，一樣能抱有善意、愛心，那他們在待人處事時，想必亦能貫徹這種良心。就如我在文首所言，不同城市、地區的歷史文化背景，決定了其在推動動物友善一事中的步伐，但我認為，雖然民間、政府、商界的投入乃三位一體，不過，民眾想法之改變、意識之提高等的“加速”效果，想必是最為顯著，亦最不可少。再者，要真正體現動物友善，亦不只限於寵愛自己家中的毛孩、主子，而是將眼光放遠，關心社會上、世界上其他動物，不分親疏。這種對於動物友善的願景似乎不切實際，要達至這一水平亦似乎來日方長，但別忘記，十多二十年前，不少人依然將貓狗視作盤中飱的代名詞，未來的改變，誰又能說得準呢？
高 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