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除“籬笆”方可成大灣區

在新冠病毒爆發前，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異常熱門的話題，尤其是在粵港澳的主流媒體上，所出現的頻率，一時無兩。各相關官方為此舉辦的種種論壇、討論會，以及聯席會議等，一場緊接一場，真正緊鑼密鼓，熱鬧紛呈，好戲連台。

然香港“修例風波”的出現，以及新冠疫情的發生，粵港澳之間正常通行受阻。在肆虐的疫症面前，粵港澳大灣區一詞似有銷聲匿跡之嫌，部分普通民眾甚至產生大灣區要被慢慢淡化的錯覺。

但隨着防控好轉，各相關政府，早晚要把大灣區重新提上議事日程。因為這是國家大戰略，不可能因一個區域的社會風波或者一場疫症就加以裁撤和改變。可以說，經過這麼一段非常時期的“沉寂”，很多人都對粵港澳大灣區有一個更新和更全面的認知。在此，我們不妨先審讀一下之前所出版的近百種相關著述，也能發現多是注重從世界原有大灣區發展歷程、經驗出發，來闡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背景、宏大構想及主導目標、產業選擇等等。看起來雖都是洋洋大觀，但很少觸碰實質性問題，也很少着力探討粵港澳之間存在的種種障礙、隔閡和困難。

那種不正視並解決粵港澳之間差異的論調，根本無助於促成大灣區的形成。不管把前景描繪得多麼美好，沒有實質性的拆除三地間的“籬笆”，粵港澳大灣區就只能是紙上談兵、畫餅充饑。

然有一論著，卻大膽地提出了一些建設性的意見與建議，讀後給人眼前豁然一亮之感。如果有關方面真正按其設想進行處置，那粵港澳大灣區雖不會指日可待，但相對要容易得多，可能性亦更高。該書便是張思平的《粵港澳大灣區：中國改革開放的新篇章》。

張思平曾在湖北、海南、廣東等多地轉輾任職。曾出任廣東省體改委主任、廣東省人民政府第一副秘書長、深圳市委常委、深圳市統戰部長等，還是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專家。他既有深厚的理論知識，更有豐富的一線從政經驗，能一語中的地揭示粵港澳大灣區問題的癥結所在。

全書共六個章節，後三個章節直指關鍵要害，大破大立，招招見骨。比如在“構築粵港澳大灣區社會共同體和居民生活圈”的章節裡，作者就大膽建議“取消香港、澳門居民進入大灣區珠三角的出入境檢查，放開大灣區珠三角居民進入香港、澳門的限制”。因為這些旅檢關卡，佔用了國家和港澳政府大量的人力、財力與物力資源，消耗了民眾大量的精力和時間。同時“清除社會組織跨區發展障礙，實現大灣區社會治理現代化”。還要“打通互聯網，讓大灣區共用資訊時代的世界文明成果”。無論承認與否，在港澳和珠三角九城市之間的互聯網被生生割斷，這就阻礙了大灣區內的資訊交流，給各領域的合作和發展造成極大影響，給大灣區民眾生活造成不便。

在“發揮香港的示範效應，使大灣區成為居民自由生活的家園”的章節裡，作者更引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七條、三十五條及四十七條的規定，要求有關部門禁止和杜絕非法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事件發生，珠三角九城市要更好落實公民自由表達的多種方式，切實保障公民的學術研究和創作自由。作者直言，依法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是構築大灣區經濟社會共同體的客觀要求。還需“借鑑香港私有財產保護制度，使大灣區成為全球財富最安全的地區之一”。

這些在不少人眼裡都是棘手問題，甚至有踩雷之險、踏紅線之嫌。但作為深（圳）廣（州）一線官員，作者並沒有坐而論道、迴避難題，而是秉持擔當之責和解放思想的態度，積極探索，把可能束縛大灣區融合的荊棘，擺上枱面，公之於眾，以求更集思廣益，進而大膽嘗試。

作者坦言道：“粵港澳大灣區是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隔離的獨立區域、十一個城市政府等複雜的行政體系背景下規劃和發展的。”區域間有形無形的“鐵絲網”，既增加行政成本，同時有礙企業之間的合作以及減弱企業和外界的競爭力。不把各種“籬笆”拆除，粵港澳大灣區怎樣與諸如東京灣區、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等世界級的灣區看齊？更遑論超越他們了！

多數研究粵港澳大灣區的作品，總脫離不了“兩制”的框架，缺乏“一國”的視野。而本書不單在這個層面脫穎而出，還以港澳為標杆和參照系，要求珠三角的九城市，在諸多方面要跟進看齊，而非讓港澳適應內地。既讓港澳民眾放下思想包袱，輕裝前行，也讓珠三角九城市民眾接軌世界。這也暗合《人民日報》早前的相關社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港澳培育新優勢、發揮新作用、實現新發展、作出新貢獻的重大機遇”。

本書通過體制、機制的創新，摒棄空洞說辭，勇於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側面，為大灣區的規劃與建設，出謀劃策，是真正探索解決大灣區發展問題的扛鼎之作。另外，全書行文簡潔，圖表相間，說理有據，表述準確，可讀性非常強。是一本研究粵港澳大灣區不可多得的佳作！

輥 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