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的法禁

《管子》這一篇名曰〈法禁〉，顧名思義說的是法律。制訂法律目的在於禁止不法之徒作奸犯科。文章說：“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刑殺毋赦，則民不偷於為善。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三者藏於官則為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彊而治矣。”

法律是用來懲治壞人的，因此有“刑殺毋赦”的殺氣騰騰。相反，有壞人必有良民，有奸臣也有忠臣。那麼有罰必有賞，亦是理所當然。罰之為刑殺，賞之為爵祿，不過實施起來往往出現偏差，甚至全部走樣，問題出現在一個“偷”字和“假”字。文章說：“則民不偷於為善。”“善”字應誤為“惡”字，是說民不敢暗中為惡；而爵祿必須加於有眞德眞功者，不宜以私情而爵祿之。

立法、刑殺、爵祿這三種東西，由官府施行，就是法律，在國中流播，就成為風俗。一旦成為風俗，人們自然成為一種習慣而守法，其餘不須強制而可治矣。

要使法律成為社會的風俗，說易不易，說難其實不難，只要這法不是苛法，既利國家，亦不損於民，如徵收合理的稅項以供國家公用事業與行政、國防等的開支，而政府亦給予百姓教育、醫療、失業補助等福利，這樣的法律，必然會成為一種風俗，或者說是風氣。

要使法律成為風俗，其法不外一個“恆”字。恆者，習以為常也。所以說法也要使百姓養成遵守習慣。要是這法律朝令夕改，隨時搬龍門的話，百姓便無所適從，遑論習慣了。

昔衞鞅進行變法，在新法實行的頭一年，民怨沸騰。當時太子也犯法，衞鞅處罰了太子的師傅公子虔、公孫賈。從此百姓都奉行新法。過了三年，百姓習慣了新法，成為一種風俗。原因是衞鞅的新法合於情理，一年不改，兩年都不改，三年仍然不改，因為法律是莊嚴的，不隨個人的喜惡而變動、更改，所以孝公十年，“秦民大說（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

冬春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