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某研究專家

文史領域專家不少，尤其是撰寫歷史人物或當世人傑傳記的，常自封或被封為某某研究專家。一般情況下，這也合理，畢竟人家圍繞所寫對象多方搜集資料，爬梳剔抉，旁徵博引，才能終篇成書。即使不到“為伊消得人憔悴”的地步，至少也是下了一番工夫的。但閱讀中曾經遇到的幾個例外，讓我很難對有些研究專家生出敬意。

例外之一，多年前，湖北有位雜文作者在報上刋文，談論魯迅和周作人的北大教職，認為前者沒有文憑而後者有文憑，所以兄長當講師，乃弟是教授。我曾在報上撰文與之商榷，但他不廁身學術界，亦非魯迅或周作人研究專家，不知因果情有可原。不同的是，一位曾任北京魯迅紀念館館長的學者，後任某大學文學院院長，卻在專著裏說周作人的教職是魯迅推薦的，顯然“想當然耳”。魯迅自己未說過引薦乃弟到北大，倒是周作人回憶同鄉蔡元培與他相識、欲請他幫忙直至延攬執教北大，脈絡清晰可信。這或許屬於吃魯迅飯的專家過往褒魯貶周的通病，也可能是掌握史料不全所致。類似的情形，胡適研究專家的筆下也有過，不算是個案。

例外之二，有個文人寫了曹聚仁、徐鑄成傳記，便成了這兩位著名報人的研究專家。師友們都知道，我是徐鑄成先生在大學的開門弟子，自一九八二年三月起由他指導讀研究生，並搜求其舊作選編文集，“出師”後仍定期上門聆教，故對他的人生經歷、事業成就及家庭生活知之甚詳。一讀之下，發現傳記基本抄錄先師的回憶錄，將第一人稱“我”改成第三人稱“他”；而且連回憶舛誤處也照抄，還有添醋加油的杜撰成分。至於曹聚仁的生平更為豐富，尤其是介入台海兩岸溝通的事功一直撲朔迷離，真偽難辨。但傳記只是依據曹聚仁自述和書信，加上第二、第三手資料拼湊而已，對關鍵事件並未進行必要的考訂，甚至連權威文獻《毛澤東年譜》、《周恩來年譜》中有關曹氏的記述，也不曾細讀和引證。這樣的傳記，真實性和完整性難免要打折扣，由此而獲取的某某研究專家榮銜，豈非太不靠譜？

還有一個例外的例外：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在美國看到中文報刋上幾篇有關郭沬若的長文，署名是兩位作者。想起來是上海某大學中文系的夫妻檔教授，八十年代合力研究文化泰斗郭沫若，編年譜，出傳記，頗有成果，稱得上內地這個領域起步較早而可數的專家。但他們到美國後發表的文章，對這位偉大的文學家、歷史學家和政治活動家不再歌功頌德、讚語連篇，而是來了個一百八十度轉彎，竭力批評和貶斥。其中，有些内容是他們過去未披露的，也有些是與過去解讀的結論截然相反。這種情形少見，不同的社會環境及話語空間，讓研究專家改變了立場和看法。也許，他們是“覺今是而昨非”，而這種變化的反差太大，不免令人對研究專家的權威性難以信服。

賀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