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 新挑戰

二○二○年的澳門劇場要怎麼回顧？幾乎有半年停頓、藝術節停辦，劇場演出量似乎大大減少，然而由官方主導、每周上演多場的“內港 · 氹仔文化深度遊 · 戲”又補充了一定數量。然而回顧、描述、評估藝術、文化的現象、價值豈能以量作論斷，而且無論如何回顧，誰都不能不提到疫情的影響。

首先，我們看到在疫情下，劇場界面對自從全面職業化後最大的一波震撼：“取消”、“延期”。對大多數以“自由業”方式維生的劇場人來說，演出取消或延期也好，就等同停工了，但同時也衍生出一些平常不會出現的事情。一是在大環境衝擊下，劇場人對文化政策、個人權益及義務有了更多關注，首先舉行了多場由不同背景劇場人召集的“戲劇人集思會”，討論題目包括應對疫情下的劇場生態、劇場人的職業身份及合約精神等，每次都聚合了二、三十人來集思，也許有了這些前提，後來“城市總體規劃”諮詢時，也有了較多劇場人提出關於“總規”中文化設施的問題，積極向政府建言。至於演出活動方面，從去年三四月開始，出現了不少直播、錄製等線上演出與活動，形成一種對現場與非現場的美學及製作新思考。這些因為疫情而來的取消與變化，大部分都記錄在澳門劇場文化學會的“No Where to……澳門劇場文件展二○二○”中。

即使與鄰近地區相比，澳門疫情暫趨穩定，七月起，演出場地有限度開放後，劇場人逐漸回歸自身崗位。但以全球疫情反覆情況來看，澳門人也不能輕言“後疫情”或“疫情後”，因疫情而來的經濟調整，新政府班子對文化藝術的思維等，都成為接下來這一年或者一段長時間的新常態、新挑戰。

（回顧二○二○劇場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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