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安，媽媽》時代斷裂的悲劇

美國劇作家Marsha Norman，大學時期主修哲學，畢業後曾擔任報社記者，後於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病院任教，這影響她日後的創作題材。《晚安，媽媽》是她第二部上演發表的作品，亦是她最著名的劇作，曾被改編成電影作品，於一九八三年憑此劇獲得普立茲戲劇獎。

故事描述在美國鄉郊生活的母親與女兒二人，在一個尋常的夜晚，女兒突然向母親表示想要自殺，並企圖讓母親明白自己選擇自殺的原因，母親當然無法理解女兒的決定，於是用盡一切方法想要把女兒留在身邊。全劇結構簡單，就只有一幕（獨幕劇形式），風格寫實，時間是實時的(real-time)，即劇中事件經過是九十分鐘，整個故事就在九十分鐘完結，沒有回憶或後續的故事片段，甚至，劇中設定的時間也是現實開場時間的晚上八時。

劇中只有兩位女性出場，但從她們對話中得知有幾位關鍵但缺席的男性，包括：已逝的父親、女兒的兄長、女兒的前夫、女兒的兒子（成了罪犯）。這幾位缺席的男性人物之所以關鍵，全因他們都有形或無形地影響着、甚至主宰着女兒過去生命歷程的遭遇。女兒的癲癇病史來自父親的遺傳，也因為此病影響了工作、社交與生活；女兒的兄長對她不夠重視甚至漠視；女兒的前夫只是母親幫忙促成的婚姻，夫妻之間根本沒有愛；女兒的兒子有行為偏差及反社會人格，最後成了罪犯，留在這個家裡照顧母親的也只有女兒，而非兄長，這些對女兒而言，都成了心理負擔與打擊。

這些缺席的男性人物隱晦地表現了美國鄉郊（相對於現代化的大城市）生活文化中的父權系統，這個父權系統就像是一個潛在的規則與形式，類似於一個法規系統、一個集體的契約或約定俗成，對女兒而言，它是既定的，不是一個人能創造或改變，為了能在這裡生存或生活下去，這裡的人都須遵守這一套規則與形式、必須受其支配。導演還特意安排父親的遺照放在“第四面牆”，即演員看着觀眾就等於看見父親的遺照，觀眾的視角與缺席的父親視角重疊，從而讓觀眾成為了這個法規系統的一部分，相當巧妙。而母親正正就是在這個系統下成長與生活的“傳統女性”，母親也希望女兒能在這個環境下好好生活，但女兒拒絕成為母親的延伸；拒絕再受其他人擺佈；拒絕成為像母親那樣的“傳統女性”。當女兒發現自己因癲癇病無法融入工作與社會；發現身邊的親人也在貶低她作為一個人該有的價值時，她自覺已失去了生存的全部意義，對未來全無希望，而自殺則成了她唯一可以自己決定的事、唯一能展現自我主體性與自主權的途徑。自殺這想法看似是一無所有、無路可逃的唯一選擇，卻又好像是看透一切之後的自我主宰，像古時候的屈原投江自盡或許多以死明志的例子。

然而，女兒希望在自殺之前讓母親明白及了解自己的決定，雖然“渴望獲得別人理解”這個心情是人類共有的，但卻成了全劇最殘酷的意圖與最尖銳的引爆點。在鄉郊生活了一輩子的母親，早已習慣了、甚至成為了這個鄉郊生活文化中的父權系統裡的一部分，也早已“接受了”自己的命運，因此，母親很難去理解女兒選擇自殺作為展現自主權這個決定，母親可說是“注定”沒辦法，也沒能力去理解女兒想要自殺的決定的。母女二人生活在不同的時代氛圍裡，對自身命運的自主權有不同理解，女兒不想重蹈覆轍，重走一次母親的舊路，因此，二人之間是斷裂的、無法溝通的，而這更是屬於代際之間的斷裂，也可視為兩個不同世代、不同時代之間的斷裂。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女性主義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氛圍裡，本劇的震撼力可想而知。

本劇最強大的悲劇力量並非女兒想要自殺的決定與後果，而是當觀眾看見母親想盡辦法、用盡力氣去理解眼前血脈相連與共同生活的女兒，卻始終無法理解那份無奈與心情，可說是時代斷裂的悲劇。而這個斷裂並非日常意義上的“代溝”，而是完全的、徹底的無法理解，就像是現代人穿越時空回到古代，向古代人解釋如何使用智能電話一般，到底要從何說起、如何解釋？要如何說明清楚對方根本沒有想像過的東西？有沒有可能提前避免悲劇發生？相信一個富有同理心、多元開放及重視人權的社會，必定可以減少悲劇的發生。本劇雖寫於接近四十年前，但絕不過時，仍然值得反省與思考，因為不同時代、不同城市的背後，都有一套潛在的社會文化規則與形式，以及那些無法適應這套規則的年輕一代。而時代與時代之間也產生過不同程度的斷裂，如在一八四○年鴉片戰爭期間出現過、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期間、在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上、一九四九、一九九七、一九九九……或許二○二○是其中之一。

何家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