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罪行可怕 涼薄言論更令人心寒
近月來，有多宗性罪行案件被揭發，令小城上下一片譁然，人心惶惶。這些案件猶如一個震撼彈，在原本看似平靜和諧的網絡世界裡翻起了滔天巨浪；這些浪濤當中，有理性探討如何杜絕同類事件，好讓人不必提心吊膽；但更多的，是訴諸情緒的謾罵、嘲諷，而令情況更加惡劣的是，這些留言中所針對的不是施襲者，而是受害人。左一句“抵死”、“自己應該識避開”，右一句“勞資糾紛”、“佢根本都有問題，引人犯罪”……諸如此類的說話多不勝數，雖然用語及內容不一，但無不是將責任歸咎於受害人。
我之所以會留意起這些言論，是因為當中的重複性和傷害性。前者指的既是內容的重複，也是出現場景的重複——幾乎所有性罪行案件的報道帖文中，都不難看到這些留言；至於後者，則是我認為，這些言論為受害人帶來的傷害，與案件中的侵犯行為不相上下，只是形式不同、時序有別。所謂“二次傷害”，便是如此。
性罪行何以能傷害人？
然而，要明白這些涼薄、無情的言論何以會形成“二次傷害”，或者我們先得了解性罪行何以會是如此具傷害性。
其一是對於身體的傷害。性罪行往往在受害人並不自願，甚至反抗的情況下發生，故會伴隨暴力、虐打等行為出現，並使受害人身體受損，絕不意外。然而，身體傷害之外，受害人尚要承受精神上的傷害，而這種傷害，與大眾對性的認知有着密切的關係。女權主義者魯賓(Gayle Rubin)於一九八四年發表文章〈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當中指出社會往往會將性行為按道德的優劣來分類。在該篇文章裡，魯賓以兩個同心圓來將相關概念形象化︰異性戀、一夫一妻、婚姻關係內、以生殖為目的等被視為“好性”的，會被納入圈的“內層”，反之，同性戀、濫交、涉及金錢交易、陌生人之間的性，則會被認定為“壞性”，被放置在“外層”。兩個同心圓展現了“性階層”(sexual hierarchy)這一概念，由此，我們不難理解性罪行對受害者的精神傷害，在於這種涉及暴力、（大多）發生在陌生人之間的非自願性事，會被界定為“壞性”，不但不被接納，而且應予以譴責。至於這些譴責行為的合理性乃建基於對“性階層”的維護之上，亦即是透過抨擊“壞性”，“好性”的地位就更為牢固，亦會越受推崇。
正因如此，一旦有性事觸碰到“外層”，被定性為“壞性”的話，社會大眾自覺有權就此事作批評，甚至就這些“不合標準”的性事作攻擊——儘管這些攻擊與批評未必具有充分理據。同時，亦根本沒有人賦予批評者這些話語權去說三道四，但大家卻總會覺得自己理應如此，有權如此。而在這種“性階層”認知的長期薰陶下，受害人自然亦會抱有這種想法，覺得被性侵、性騷擾後的自己污穢不堪、難以面對社會。
在此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性罪行案件的受害人不一定是女性，只是我們傾向假定男性在性方面較為外向、進取，但事實卻是，在這兩個“同心圓”所定下的標準裡，男與女，或其他性別狀態的人，一樣有機會是受害人。
“我才不會成為受害人”
了解到我們對性的想像如何被不同標準所限制，我們就能理解大眾對性罪行案件的激動反應，其實是一種對“性階層”想法的維護與鞏固，而在這不斷強化的過程中，就會有意或無意地造成了對受害人的傷害。但問題是，要強化這想法、將這些“壞性”污名化，大力抨擊加害者即可，那為何情況會調轉，變為群起攻擊受害人？再者，若將批評的焦點放在受害人之上，不是或多或少地合理化了加害者的行為？
以上兩個看似難以理解的做法中，實質隱含了一種思維：批評者在意的不是加害者做了甚麼，反而是受害人做了甚麼才會令他／她成為受害人。對於這種“責怪受害者”(victim blaming)做法，心理學上有幾個概念可作參考。一是基本歸因偏誤(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這概念即是將其他人的行為歸咎於其個人特質而非情境因素，套用在性罪行案件的脈絡中，就是認定受害人受傷害的原因是個人問題，而並非與環境相關；二是“世界是公正的”(Belief in a just world)。我們會認為世界是公正的、好人有好報，但罪案的發生卻與這樣的想法相違背，為了令這些信念不受挑戰，我們就會將受害者的不幸歸咎於受害者本身的問題，從而強化了“只要當好人，壞事就不會發生”的信念，增加安全感，覺得世界依舊美好、公正；三是“我不會被傷害”(Belief in personal invulnerability)，認定自己安全，自我說服。透過自行歸納出受害人的“問題特徵”或“錯誤行為”，我們就能說服自己：只要能避開這些，就能安全。以上三個概念，雖然描繪出批評者心中的不同認知面向，但能歸納成一個重點：都是認為別人之所以受傷害，是因為他／她做了不該做的事、有不應該擁有的特質，而我們只要與這些事情或特質劃清界線，就可以掌握到一切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與所有不公、不幸、不快保持安全距離。換言之，在責怪受害人的同時，我們其實在安慰自己、穩住自己的不安，將“我才不會成為受害人”這想法，不斷地自我催眠。
會不斷傳染的涼薄
了解到責怪受害人與批評者的自我安慰乃是一個銀幣的兩面時，我們就能明白這些具傷害性的言論為何會一直出現，而且越來越尖酸、涼薄。只是，任這些言論之於批評者能起到多大的安撫作用，也不能避免視它們對受害人的殺傷力；若然我們的心安理得乃是建築於別人的痛苦之上，那麼無論那標準如何劃定，這事亦是不道德，不應被吹捧。
這樣的道理不難理解，但在網絡社交平台的滋養下，如此不道德、不合理的事勢必難以阻止。網絡社交平台的誕生，令人人都能擁有發聲的機會和空間，而與傳統媒體不同的是，這些平台上面雖然一樣有着準則和規管，用以確保使用者的言論符合一定程度的標準，但與傳媒所受的法律、道德限制相比，絕對是小菜一碟；一旦犯規，輕則被禁言若干日，重則也不過是吊銷賬號，犯禁的代價極低。加上社交平台並不一定要求使用者實名登記，故在看似匿名、隱身等“擋箭牌”的掩護下，沉睡在眾人思想中的惡魔均會被喚醒，所以，你說一句風涼話，他就以一句狠毒十倍的語句來回應，而這句狠毒十倍的語句，又隨時會引來她再以一段令傷害性倍增的千字來還擊，你一言，我一語，惡毒的氛圍就不自覺被形成，而且不斷升級。這亦是網絡世界中的滔天巨浪會形成的原因，因為漣漪雖小，但聚合起來，威力卻相當驚人；批評者留言時或許只是逞一時之快，不過這句無心快語的可怕，在於它會不斷傳染，如疫症一樣向外蔓延、擴散。
法律、教育、同理心，缺一不可
要改變網絡世界裡對性罪行受害人的涼薄批評，很難，但卻不是全然的束手無策。不過在這個漫長的“淨化”過程中，必先同時做好三件事。
一是健全的法制。假如性罪犯在作惡後能逍遙法外，不須負上任何代價，那就會有如“破窗效應”中所言，令不良的行為一直擴大和漸趨嚴重，越來越多人成為施害者，受害人亦自然會越來越多。二是教育。法制訂立只是亡羊補牢，要真正治本，必須令社會上下都能透過教育建立起正確的性別觀念，明白到要尊重別人的身體和性自由，才有可能從根本處入手，扭轉性罪行在小城泛濫的局面。三是同理心的培養。我們必須承認，無論法制更完善、教育更全面，罪案依然有可能發生，這時候，要令涼薄言論得以停止，關鍵在於批評者在敲下留言前，能否將心比己，想像一下若受害人是自己認識的人、自己的朋友，甚或就是自己時，會因為這些語句而受到的傷害；假如己所不欲，那相信就能勿施於人了。
法制的訂立和教育的推廣，需要規劃、頒佈和執行，耗時甚久，但同理心的確立，靠的是你和我各自努力，喚醒心目中的良知，可快可慢。只是，假如我們都不想讓這股惡毒、涼薄的風氣一直蔓延，以上三件事，無論需時再久、挑戰再大，也必須要堅定不移地，努力做好。
高 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