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流亡世代來喝下午茶的老虎

陪小孩看電影《希特拉偷走我的粉紅兔》，身旁的男士不停頻頻嘆氣。片中，安娜身為歌劇劇作家的母親，再也沒碰過鋼琴，爸爸因批評納粹的評論，在希特拉勝選前，決定離開德國，之後，母親帶着全家流亡。最心悒是夜半，孩子被父親的哭聲吵醒：那是爸爸在噩夢中哭喊。

到了法國，安娜好不容易進到公立學校就讀，回到家，爸媽問她，今天都學了什麼，她說，學了一整天年份，全都是拿破崙偉大事蹟。爸爸跟孩子們聊了些書上沒寫拿破崙的故事。媽媽說自己不太認識拿破崙，但是知道他家鄉的小島，流傳着一首好聽的歌。爸爸坐起來，說不如我來寫齣戲吧！

那齣名為《拿破崙》的戲，後來被英國的劇院買了，安娜舉家搬到倫敦，逃亡再度展開。

語言，不會是教育最大的問題，世界觀才是，它們藏在語言背後，在文學或藝術中，看得更清晰，因為故事就在裡頭。人汲於學習語言，卻忽視故事：誰決定你使用當下這個語言、誰決定你聽什麼故事、你能不能說“自己的故事”。

在不能陳述自身的時代環境中，家裡說的故事／家學比什麼都重要，它完整了所有（徒剩偉大）的敘事。安娜的父母親說唱的拿破崙，或是她在自然博物館工作的朱迪斯叔叔說的動物故事，它們能在最壞的時代，讓人做出勇氣決定、救到家人的性命、創造自己的故事與生活：上一代安娜的爸爸能寫作劇本救全家、長大的安娜——朱迪斯克爾成為經典繪本作家，她讓動物在作品中“復活”。

開往英國的輪船上，安娜和哥哥抱怨又要學新的語言了，好不容易學會瑞士德文、法文，現在又要重新開始，陌生的英文。爸爸跟孩子們說了：“或許我們再也無法在一個土地上落地生根，但是依然可以擁有歸屬感。”

川井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