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攝一場狂歡節

圖／文：廖偉棠

拍攝快樂是容易的，而發現快樂的本質是憂傷，需要鏡頭以外的心眼。

曾經在鹿特丹，我遇上了一個奇怪的狂歡節。一大早，全城的非洲裔移民好像都出來了，男女老幼，都穿得艷麗性感，好像在慶祝他們的一個傳統節日。緊接着交通管制，一輛輛花車駛過運河畔的市中心，給擁擠的狂歡者送上免費的能量飲料，而花車前面、上面，是森巴女郎裝扮的非洲和南美裔的姑娘們載歌載舞。

我來鹿特丹參加的國際詩歌節，與這個狂歡節有一個交集，這交集竟然就是我。當天我才獲通知，我和另一個鹿特丹的移民詩人穆罕默德，將代表來自世界各地的詩人們參與狂歡節活動。我們會在狂歡節中心廣場上的一輛迷幻風格雙層巴士的頂部，各朗誦一首詩。

巴士已經改裝成一個舞台，我和荷蘭語翻譯小姐來到巴士下面的時候，正好一支上世紀六十年代風的本地搖滾樂隊在快樂地歌唱，我們和穆罕默德是他們唯一的聽眾。搖滾樂隊下台後，他們就成了我唯一的聽眾，雖然巴士周圍狂歡節的人潮來往如鯽。

我站在車頂，朗誦了一首應景之作：二○○三年我寫於北京的《小九路中巴》。那是關於一部中巴上的各色人等，他們各懷心事，搖搖晃晃的不知隨中巴駛向何方。雖然有荷蘭文同步翻譯，但狂歡的人們不會在乎十多年前北京的一輛憂傷的中巴。

朗誦之後我也索性投身於狂歡的人群中，不斷地拍攝那些美少女、美老太太們，她們對着我的鏡頭也特別興奮。我甚至追上了唯一一輛擠滿了男同志的巴士——接住了那些艷妝濃抹的酷兒們的媚眼。但最後，我拍到的最好的一張照片，卻是一個和我的小九路中巴一樣憂傷的小女孩，她高高坐在馬路中央的一個線路箱上面嘟着嘴，就像在等待那無休無止的狂歡節的終點。

我的小九路中巴一直沒有終點。第二天，鹿特丹電視台的攝製組約我在一個小別墅裡拍攝我專門朗讀這首詩，我看見小圓廳裡正好有四張空椅子，於是我把椅子排列成行，虛擬成北京的一輛中巴，我自己跟自己在上面玩起了擊鼓傳花遊戲……每讀一兩句，我就換一個位置，一個人分飾了那首詩裡的所有角色。那是我永遠離不開的北京，我一個人的狂歡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