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疾病史看疫戰全球化

一四九二年，哥倫布首次航行到美洲大陸，開啟全球航海新篇章，展開史稱“哥倫布大交換”。過程中將天花傳給美洲原住民，造成大規模死亡。如今，世紀疫症肆虐全球，碰上中美關係緊張，特朗普為尋求連任，選前大打反華牌，轉移美國抗疫不力的視線，無視一場瘟疫大戰，病毒才是全人類公敵。

瘟疫、社會與宗教

以史為鑑，面對未知病毒散播全球，人類一時之間摸不透源頭底蘊，恐懼、猜疑，甚至針對種族，將歧視和病毒全球化，新冠肺炎，自然並非人類疾病史上首次。三年前，英國作家史賓妮(Laura Spinney)出版《蒼白騎士：一九一八年西班牙流感如何改變世界》，深入研究和分析這場世紀瘟疫的來龍去脈。史賓妮在大學時期修讀自然科學，畢業後投身傳媒行業，多年來為著名學術期刊《自然》、《國家地理雜誌》、《經濟學人》、《新科學人》等撰文。她認為如果沒有新冠肺炎，世界似乎已忘記了發生在近一百年前的流感，是人類史上最致命的大瘟疫。

瘟疫蔓延，全球當災，然而跟以往的瘟疫相比，現代人畢竟還是相對幸運的。史賓妮指出在一九一八年，藥物種類沒現在繁多，一般醫生的藥櫃，雖未至於空空如也，但阿士匹靈大概是唯一的“靈丹妙藥”。醫護人員憑着專業知識和勇氣在前線照顧病人，但前者得到的防護卻相當缺乏，被感染甚至死亡的例子多不勝數，神父、修女以至其他宗教團體成員，便成為抗疫的第二梯隊。

然而在當時的歐洲，宗教仍然在社會上扮演重要角色，而巫醫不分的現象，即使到今天仍偶爾出現。“巫”在中國、印度、古埃及和波斯等文明，可謂源遠流長。

根據《山海經》、《尚書》、《史記》、《說文》等古籍記載，中國最早的醫者皆為巫。巫被視為有異常人，更可通鬼神，加上藥物產生的興奮甚至瘋狂反應，巫醫並存的情況，在春秋時期之後才開始有所改變。在一個世紀前的歐洲，類似的情況仍不時出現。在《蒼白騎士》中，史賓妮以西班牙西北部的薩莫拉為例，說明宗教領袖的言行如何影響民眾抗疫態度。

當時薩莫拉是一個天主教小鎮，大多數居民都相當虔誠，將當地的主教奉若神明。就在流感疫情最嚴峻之時，主教吩咐所有信眾到教堂祈禱，因為他深信瘟疫乃天譴，只有尋求上主赦免世人罪惡，才是治本之道。教徒對主教言聽計從，紛紛到教堂輪流親吻聖人聖洛克的聖髑。結果，薩莫拉成為當年西班牙流感的重災區，死亡率長期居高不下。在新冠肺炎爆發初期，韓國和伊朗亦有類似情況出現，然而相對於民智未開的年頭，宗教在人類面對疫症時的社會功能已不可同日而語。

瘟疫是人類的照妖鏡

面對殺人於無形的病毒，人類頓感束手無策。恐懼源於疾病，從而衝擊對自身文化的信念，不論透過宗教或醫學，一時之間，自覺無力抵抗，亦感覺無助，一場全球大瘟疫，加上政客煽風點火，將集體恐懼放大，從而挑起社會潛藏的政治、族群和文化衝突。在歐美國家，單單是民眾是否應該出外戴口罩，便足以將社會分化。示威者以自由之名，挑戰政府為防疫而實施的限制令，更是此起彼落，沒完沒了。

從歷史角度看，病毒獵巫論在歐洲，一直有跡可尋，社會上的弱勢群體，往往成為代罪羔羊。十九世紀的霍亂，便將歐洲大陸弄至天翻地覆。當法國大革命碰上霍亂爆發，使社會上的階級對立愈加尖銳：低下階層控訴政府，以下毒方式清理貧民和反對派；上流社會則將矛頭指向弱勢社群，怪罪他們髒亂不堪，缺乏衛生意識，而謠言亦如病毒，在法國廣泛散播，最終引發暴力衝突。

在英國，霍亂橫行，醫生卻成為眾矢之的。一八三二年，英國通過解剖法。但在法案通過之前，英國不少盜墓者已大發“死人財”，將剛下葬的窮人遺體賣給醫院，貧民認定培訓外科技術的醫學界乃幕後黑手，階級矛盾加劇，再加上媒體對霍亂病患妖魔化，造成大眾對疾病蔓延的集體恐慌，最終疫症大流行，隨之引爆英國社會騷亂的計時炸彈。

若再擴闊歷史的視野，要數將病毒出口全球，導致原住民大量死亡，歐洲殖民者敢認第二，相信沒有人敢認第一。

一九九七年，美國生物學家戴蒙(Jared Diamond)推出其名作《槍炮、細菌與鋼鐵》，以生物地理結合人類學，橫跨一萬三千年人類史，挑戰傳統史觀，精彩剖析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導致社會不平等的起源。

病原不明 為瘟疫政治化創造條件

根據戴蒙所言，人類歷史上族群之間的衝突，勝利者主要靠三種武器：代表軍事實力的槍炮、代表科技實力的鋼鐵、還有殺人於無形的病菌。在農業和牧業興起之後，人類大量聚居，並跟大量牲畜在同一個環境下生活，牠們的病原，得到充分的機會突變演化，再侵襲人體，病菌於是成為人類最大的健康威脅。在近代史上，歐洲白人一直攜帶這種隱形武器，在殖民擴張期間，向其他族群散播病毒。疾病史上的天花、流感等病毒，就是由歐洲殖民者帶到美洲，化身超級傳播者，最終令美洲原住民人口大幅減少百分之九十五。類似的案例，同樣發生在白人侵略大洋洲，過程中將其“入口”的病原傳給土著而造成大量死亡。

疫情牽動全球不安和焦慮情緒，尤其當政府無力抗疫，轉移視線的最好方法莫過於諉過於人。一九一八年那場全球大瘟疫，後世亦稱“西班牙流感”，如此處理手法，不同的國家同樣有其自身利益盤算。根據史賓妮的分析，當年大流感在春季爆發，有記載的首個案例出現在北半球，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仍末結束。美國、英國和法國等協約國已經出現病例，但為免影響軍民士氣，這些國家的政府自我審查，一律禁止報章刊登任何有關流感的新聞。

由於當時的西班牙對這場戰爭持中立態度，亦未有限制傳媒編採自由，第一宗被報道的流感案例，很自然被其他國家視馬德里為病毒源頭。再加上當時的西班牙國王阿方索十三世亦染上流感，“西班牙是流感病原”的印象，在國際間更根深蒂固。即使到今天，這場世紀大瘟疫的最初源頭仍未有結論。“西班牙流感”的說法，被當時的政府視為污名化西班牙。美國大文豪馬克吐溫的名言：“歷史不會重複，但會押韻。”過了一個世紀之後，堂堂美國總統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將疫情政治化，污名化中國。此時此刻，重溫馬克吐溫的金句，感嘆歷史竟是如此諷刺。

杜然（文化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