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危難時期澳門的生存發展之道
自二○二○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以來，世界各國各地區的經濟建設遭遇重創，民眾生活與社會狀況深受影響，澳門亦不例外。在大半年裡，中國內地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上下齊心，同仇敵愾，經過艱苦卓絕的鬥爭，疫情終於基本得到控制，經濟建設與社會生活也開始逐步恢復。當這場給社會帶來前所未有危難的天災正在逐漸消弭的時候，深刻總結經驗和教訓，認真探索社會危難時期澳門的生存和發展之道，當為必要與明智之舉。
一、前提在於全民動員積極應對社會危難
危難是危害和災難的統稱；社會則是人與環境組成的關係的總和。當危難的影響超出了個體範圍，涉及整個社會的宏觀層面時，便可稱之為社會危難。主要的社會危難包括地震、海嘯、火山爆發、洪澇、旱災、蟲災，以及饑荒、戰爭、暴亂、公共衛生事件及安全事件等。從形成原因來看，社會危難既有天災，又有人禍，或兩者兼有之。
面對突如其來而影響重大的社會危難，首要之舉在於全民動員積極應對。這是由社會危難具有突發性、全局性和嚴重性等特性所決定的。
突發性是指社會危難出乎意料地突然發生，往往無法預報，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且迅速擴散。以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為例。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武漢市衛生健康委首次報告發現肺炎病例，世界衛生組織於二○二○年一月五日通報近日中國武漢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二十來天後的一月二十三日武漢即實施“封城”。全球範圍內新冠肺炎患者從第一例增至第10萬例經歷了67天；從10萬例到20萬例花費了11天，以後增至30萬例、40萬例則分別僅用了4天和3天。以“迅雷不及掩耳”來形容新冠疫情的傳播淘湧亦不為過。
全局性是指社會危難廣泛蔓延，影響大面積的區域，甚至覆蓋整個國家、涉及全球。世界衛生組織官網發佈消息，至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新冠肺炎疫情已經影響到全世界200個國家和地區。據《人民日報》報道，至五月七日十六時，全世界發現新冠肺炎患者的國家和地區已經增至214個，外加一艘“鑽石公主號”遊輪。可見在社會危難來臨之時，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能夠躲過這場浩劫。
嚴重性是指社會危難往往造成慘重後果，使民眾生命財產遭受重大損失，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產生極大破壞。截至二○二○年九月底，全球確診新冠肺炎病人總數已超過三千四百萬，累計死亡人數已突破一百萬。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至二○二一年底，全球經濟損失將超過12萬億美元。新冠肺炎造成的全球GDP損失將達到二○○八年金融危機的兩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最嚴重的經濟衰退。
正由於本次新冠肺炎帶來的社會危難具有如此鮮明的突發性、全局性和嚴重性，它給當今世界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負面影響。覆巢之下豈有完卵，澳門同樣無法倖免。儘管對疫情的控制差強人意，經濟領域受到打擊卻是慘重的。九月十七日，出席二○二○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行政首長聯席會議的澳門特區行政長官賀一誠坦誠表示，疫情對澳門經濟造成嚴重影響，旅遊業降至冰點。據六月底澳門大學發佈的《二○二○年澳門宏觀經濟預測》，今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GDP)或將出現55.7%至59.1%的負增長，經濟發展可能回落到二○○四、二○○五年的水平，相當於倒退至十五年前。
由此可見，新冠肺炎引發的疫情影響世界，覆蓋全局，涉及所有社會成員；唯有全民動員，緊密團結，齊心協力，方能共同應對空前的挑戰。這是當今世界、當代中國，也是澳門特別行政區面臨特大社會災難時謀求生存與發展的必要前提。
二、關鍵在於提高社會治理水平
應對社會危難絕非個體行為，不僅有賴於社會總動員，而且取決於各國、各地、各級政府，能否掌控全局、有效運作，帶領民眾共渡難關。簡言之，社會治理水平是應對社會危難的關鍵。
社會管理是一個包羅萬象的複雜系統工程，處於矛盾主要方面、擁有社會管理主導權的政府負有主要責任。早在新冠肺炎疫情初起之時，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二月十四日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發表重要講話時就敏銳地指出：“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各地抗擊疫情的事態發展和成效雄辯地證明了其論斷。美國政治作家薩拉 · 弗朗德斯在美國工人世界黨網站發表文章指出：“中國只用了十幾天就建成了兩所大型醫院（按：指武漢火神山、雷神山醫院），總計2,500張床位”；“成千上萬的醫療志願者響應政府的號召馳援武漢，即使公共交通停運以控制傳染，也有免費的出租車隊為那些需要醫療救助或購物的人服務”；“如何實現的呢？通過社會主義計劃和中國政府頗具凝聚力的統一領導。”對照美國大半年來因政府決策失誤、防治無力導致新冠疫情肆虐、確診和死亡人數不斷增加的慘狀，這位美國朋友客觀公正的敘述從一個側面印證了社會制度和治理水平對防治公共衛生事件之類社會危難的重要意義。
從澳門特別行政區治理體系與政府治理水平的實際情況來看，在應對社會危難面前還是具有一定優勢的。澳門基本法賦予澳門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同時也賦予特區行政長官領導特區政府、執法、簽署法案、公佈法律、決定政府政策、發佈行政命令、制定行政法規並頒佈執行等十八項主要職能。高度集中的職權安排使特區行政長官在面臨新冠肺炎突發的緊急狀況下獲得了應對疫情的主動權和靈活性。一月二十二日澳門確診首例新冠肺炎患者，次日特首賀一誠即召開記者會，宣佈中小學延遲復課，訂購口罩配給居民，授權邊檢機構拒絕發熱旅客出入境等措施。事後又陸續關閉賭場，推動居民留家防疫，保證日用物資供應，發放多種形式的經濟補助等。特別是政府推出減免稅務及規費、推行中小微企援助及補貼、提升技能培訓、發放電子消費卡等舉措，這些決策和措施不僅有效遏制了疫情擴散，而且保持了社會穩定，獲得了廣大市民的普遍好評。澳門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出色成效有目共睹。三月六日十名確診者全部治癒出院，新冠肺炎病例首次“清零”。嗣後雖因境外輸入導致新增病例，至五月十九日最後一名患者出院，再度出現“零病人、零死亡、零院內感染”的三零狀態，一直保持至今。
事實證明，提高政府的社會治理水平和公職人員的社會治理能力，是應對和管控社會危難的關鍵因素，也是災後恢復與發展的基本保證。
三、擴大內需逐步建立內外結合的雙循環機制
針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區情，為了謀求面臨社會危難的生存與發展，有兩條重要方針應當貫徹執行。首先便是擴大內需，探索經濟內部循環的可能性，並促進內部循環與外部循環相結合機制的逐步建立。
循環經濟是以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為核心，以“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為原則，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為基本特徵的經濟增長模式，是對“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傳統增長模式的根本變革。這一經濟模式符合可持續發展理念。經濟“內循環”的概念，則是在應對新冠疫情的形勢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今年六月十八日在第十二屆陸家嘴論壇致辭時首次公開提出的：“我們仍面臨經濟下行的較大壓力，但形勢正逐步向好的方向轉變，一個以國內循環為主、國際國內互促的雙循環發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七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紀要中正式決定：“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同時強調，要“堅持新發展理念，更好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堅持深化改革開放，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大力保護和激發市場主體活力”。
根據專家解讀，內循環經濟意味着以擴大國內需求來代替主要依靠對外出口的方式實現經濟增長目標；其措施包括一定程度上加大基礎設施建設規模，擴大有效投資，鼓勵社會資本參與，引導居民積極消費等。雖然這些方針和舉措主要是針對全國範圍的，但是澳門特別行政區同樣能夠從中受到啟發、得到借鑒。
從澳門的實際情況看，限於自身的經濟結構和資源狀況，以往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以外循環為主的。毋庸諱言，這種經濟模式具有較大的依賴性。今年新冠疫情突襲使澳門經濟受到嚴重打擊暴露了單一外部循環經濟的致命弱點。據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九月一日公佈的數據，博彩業八月間的收入僅為13.3億澳門元，同比大跌94.5%，雖比四月份的跌幅96.8%略有降低，但本澳博彩業收入已是連續十一個月下跌，今年一至八月，澳門博彩毛收入僅有363.94億元，按年跌幅擴大至81.6%。與此同時，主要依賴外來客源才得以生存發展的不少餐飲、會展、零售企業幾乎淪落至凋零的狀況，往昔門庭若市的一些商場餐館也難免歇業甚至倒閉的厄運。慘痛的教訓提醒我們：完全依賴外循環的經濟模式等於將自己的命運拱手託付他人，一旦面臨社會危難而被託付者自顧不暇的時候，託付者便將陷入走投無路的境地。
眾所周知，在澳門佔主導地位的博彩業絕非本地居民的內需領域。因此，加大經濟結構調整力度，促進經濟適度多元化不是老生常談，而是當務之急。要切實大力發展或創建能夠滿足本澳民眾內需的餐飲、零售、金融、房地產、教育培訓、健康美容、養生養老、中醫藥、文化創意、文化旅遊、演藝、體育、交通運輸、電子商務、物流等產業；同時引導居民改變消費觀念，擴大消費總量，提高消費層次，逐步促進和扶持內循環經濟的建立與發展壯大，進而同區外的經濟循環有機結合起來，這樣才有助於從容應對社會危難的挑戰而立於不敗之地。
四、深化區域合作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澳門特區應對社會危難謀求生存發展的另一重要方針是深化區域合作，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步伐。
平心而論，作為總量偏小的微型經濟體，澳門關起門來內循環既無好處，又不可能。回顧回歸祖國二十多年的歷程，澳門的發展壯大，特區經濟建設與社會進步的出色成就，離不開中央政府和友鄰地區的大力支持與真誠援助。從《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到逐年的補充協議和相關協議，從《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到《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隨着區域合作的不斷深化，國家在鼎力扶持澳門的同時，也將澳門納入國家戰略的總體格局，引導特區逐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不僅為“一國兩制”背景下的澳門特別行政區開闢了無限廣闊的發展前途，而且為非常時期應對社會危難的挑戰提供了可靠保障。
事實上，中央有關部門和友鄰地區始終為澳門抗擊疫情提供有力支撐。疫情發生以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委託中央政府駐澳門聯絡辦公室向澳門特區政府捐贈中成藥，協助澳門防治新冠肺炎。廣東南粵集團等單位認真執行中共廣東省委和省政府工作部署，通過捐贈、幫助採購急需物資、保證澳門居民生活物資需求等多個渠道支持澳門抗擊疫情。國家衛生健康委還與廣東省衛健委、香港特區政府食物及衛生局、澳門特區政府社會文化司共同舉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特別視頻會議，國家衛健委領導轉達了中央對港澳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措施和成果的肯定，還從建立高效決策指揮體系、實施分區分級精準管控、強化社區防控措施、迅速提升核酸檢測能力等方面介紹內地防控經驗，表達了深化內地與港澳聯防聯控合作、維護三地人民健康福祉的意願。
緊鄰珠海對澳門疫情防治的支持和幫助更是細緻入微。粵澳兩地健康碼的互轉互認便是典型的例子。自七月十五日開始實施澳門入境免集中隔離政策以後，通過粵康碼和澳康碼轉碼互認，兩地人員來往大為方便，僅在一周時間內，持粵康碼從澳門出境人員計68.54萬人次，入境計30.96萬人次，出入境人數總計達百萬人次。這一舉措無疑為兩地人員正常交流往來，為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盡快恢復發展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更令人振奮的例子是八月十八日珠海與澳門之間橫琴口岸新的旅客檢查區域正式開通。相比以往的“兩地兩檢”通關模式，新旅檢區只需“在一個大廳、排一次隊、集中接受一次檢查”，便能完成澳門與內地間的出入境手續。傳統的“兩關兩檢”模式人均通關時間約需半小時，新模式縮短至30秒左右，若選擇合作自助通道則僅需5、6秒鐘。新口岸的設計旅客流量為每日22.2萬餘人，相當於澳門常住人口的三分之一。橫琴口岸新旅檢區域的啟用揭開了澳門特區與廣東乃至內地深度合作的新篇章，也為兩地攜手應對社會危難提供了基礎設施的便利和可靠的物質保障。
毫無疑問，區域合作的優勢不僅僅在於抗擊疫情、度過危難。通過深化以粵澳合作為重點的區域合作，澳門必將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步伐。誠如特區行政長官賀一誠九月十八日在泛珠行政首長聯席會議上所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澳門實現經濟社會進步，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機遇。澳門未來將立足國家發展戰略大局，利用澳門特殊地位和獨特優勢，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泛珠區域合作和“一帶一路”建設。
新冠肺炎終將被征服，後疫情時代正在到來。澳門當朝着美好前景、沿着既定征途奮力前行。
李嘉曾
澳門學者同盟會員大會第一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