褪色的美國
今年是美國總統大選年，但焦點卻落在美國政府抗疫一塌糊塗之上。特朗普惱羞成怒，轉移視線，尋找中國做代罪羊，有如將自己家居的一地灰塵垃圾，統統掃到梳化底下，總之眼不見為淨。
金融界的預警
然而在疫症前一年，美國財經界和重量級專家學者紛紛提出建言，將他們國家面對的問題，置於現行資本主義制度不公的語境下。早在去年初，美國財經界人士先後警告，貧富差距日益嚴重，社會不穩的風險會隨之增加。去年三月，美國著名對沖基金經理、橋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創辦人達利奧(Ray Dalio)在網上發表長文，羅列大量數據和圖表分析，說明過去三十年，美國社會的財富和收入不均急速擴大，力陳改革資本主義制度的必要性，否則美國經濟衰退，社會將出現某種形式的革命。
達利奧靠資本市場起家，靠對沖基金創造過百億美元的身家，身為既得利益者的他，相信若美國現存的金融制度持續運行，將會粉碎美國夢，甚至威脅資本主義的存在。金融大鱷橫行、政府監管不力，在達利奧眼中並非禍首，問題在於制度本身的運作模式，財富分配一面倒向富人傾斜。英國《金融時報》表達類似觀點，指華爾街的精英憂慮美國社會反資本主義的情緒持續升溫，並引述達利奧在《六十分鐘時事雜誌》訪談內容，強調美國正處於變革的十字路口。《金融時報》亦提到摩根大通CEO戴蒙(Jamie Dimon)的一封給股東的信，直言資本主義制度讓全球數以億計的人口脱離貧窮，但任何制度和模式皆有優劣之處，資本制度也不例外。當經濟成果不能相對公平分配，對制度的缺陷視而不見，美國夢不過是泡影一堆，人心思變，美國離社會動盪只會愈來愈近。
美國金融界口中的憂慮，說白了，就是怕今年大選出現鐘擺效應，選民會將不滿情緒化成選票，帶美國向左走。坐擁過百億美元資產的福特基金會主席沃克(Darren Walker)指出：真正令財經精英害怕的是美國有相當比例的民意，不但不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甚至相信計劃經濟比市場經濟更適合美國未來經濟發展的需要。社會主義，好像跟美國格格不入，在美國實行，更是天方夜譚，但沃克引用去年一份蓋立普民意調查結果，指美國介乎十八至二十九歲的受訪者，有超過一半對社會主義持正面態度，對資本主義有好感的比例，則從十年前的百分之六十八，下跌至去年的四成半。沃克的結論很簡單：社會主義制度，對美國來說絕對是災難。
斯蒂格利茨提倡的“體制內改革”
暫且不論社會主義在美國是否可能，從美國現存的制度下，進行循序漸進式的改革，社會成本相對較低。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長期研究全球化的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去年出版新作《平民、權力和利益》，在英國《衛報》亦發表題為〈新自由主義之後〉的文章，指出美國和其他奉行自由市場的經濟體，過去四十年，一直透過向富人減稅、削弱勞工權益、削減社會基本福利，以及經濟成長過份倚重金融市場，一步步將貧富差距愈拉愈遠。
根據斯蒂格利茨的分析，西方國家要解決當前的經濟困境，政治上有三個選擇：極右民族主義、中間偏左改革、還有進步左翼，但他認爲前兩種路線的意識形態已不合時宜。譬如中間偏左政府，不過是新自由主義的延伸，以前美國總統克林頓和前英國首相布萊爾為代表人物，他們兩人對國家急速金融化、壯大金融機構的影響力毫無對策。極右民族主義則抹黑全球一體化，將社會內部如失業問題，通通歸咎於移民、外勞，以及勞動成本相對較低的發展中國家。特朗普上台之初，標榜自己反精英，為草根發聲。然而近四年的總統生涯，特朗普的經濟政策，繼續向富人傾斜，削減基本社會福利開支，還執意挑起中美貿易戰，拖累全球經濟。
於是斯蒂格利茨提倡第三條路，即他口中的“漸進式資本主義”，目的是針對新自由主義經濟產生的負面影響，提出改善方案，使經濟成果較公平分配。“漸進式資本主義”有四大必須優先處理的問題。第一是重新平衡市場、政府和公民社會的關係。斯蒂格利茨認為經濟不景氣、社會不平等與日俱增、金融制度出現不穩、政府放寬對金融體系的管制等問題，全部都源於自由市場制度，市場根本無法“自我修復”，解決上述難題。政府有責任針對環保、醫療、勞工福利等議題，訂立相關法規，從而限制市場無形之手的“活動範圍”，而另一方面政府須採取主動，將更多資源投放在教育、科研和醫療衛生事務。
為制度失靈止血的藥水膠布？
斯蒂格利茨亦指自由市場大財團利益傾斜，助長剝削勞工，使尋租行為愈加嚴重。他批評財團藉訊息優勢，以合併收購方式消滅潛在競爭對手，從而大幅提高了其他潛在投資者進入市場的門檻。當企業不斷擴大市場份額，勞資關係和利益難免此消彼長，削弱工人的議價能力。久而久之，勞動階層的薪水和福利不漲反跌，社會和經濟不平等只會加劇。除非政府對症下藥，否則將來人工智能興起，社會不公的情況，只會持續惡化。
為了扭轉局面，斯蒂格利茨提倡在“漸進式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權力和政治影響力必須分開，尤其在寡頭政治的美國。今年初民主黨總統初選，左傾的桑德斯一度氣勢如虹，美國輿論關於民主黨社會主義化的說法不脛而走，然而最終出線的人選，是代表建制溫和派的拜登。反而近年陸續出現的“B企業”(Benefit Corporation)，是部分美國政商精英意欲變革資本主義的回應。跟股東權益至上的經營方式相比，B企業提倡“持份者優先”，試圖應對全球資本主義社會貧富懸殊、薪酬差距擴大、工作條件苛刻等持續發酵而衍生的問題。美國有企業擔心若不主動拆彈，勞動階層的不滿日益加劇，會逼使他們最終走上街頭。就如六月在美國發生的種族衝突事件，表面上是控訴警方濫用武力的一連串平權示威，其後卻演變成至今仍未平息的暴力騷亂，制度不公而產生的經濟不平等現象，是潛藏在美國社會最底層的火藥庫。去年八月，美國不少知名企業的CEO發表並簽署一份聲明，美其名重新定義“企業的使命”，強調商業決策的過程，必須考慮股東以外的持份者利益，摒棄美國自由派經濟學家佛利民那一套“市場萬能，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增加盈利”的理論，其中參與聯署的包括蘋果、亞馬遜、摩根大通、美國銀行、波音等公司的總裁。
不論誰最後當選美國總統，都必須先有效控制疫情，再應對這場瘟疫對經濟、就業和勞動階層生計等所帶來的影響，面對如此艱巨的任務，特朗普明顯力不從心。今年八月，美國前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撰文，直指美國抗疫失敗，將嚴重打擊其經濟復甦的進度。他批評美國迷失方向，長遠而言，冠病危機將威脅美國在全球的主導地位。格林斯潘指中美兩國持續緊張的關係讓人日益擔憂，直言美國政府需要正視自身不足，就財政支出失控、法規考慮不周等問題尋求解決良方。唯格老的建言，針對美國沉痾痼疾，此時此刻，不論朝野皆忙於選戰，又豈會聽得入耳。
杜然（文化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