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蒂斯之爭”：延安時期油畫的現代藝術批評

抗日戰爭打破了“學院”和社會生活的界限，為了順應大眾文化潮流，大多數畫家自覺地將藝術視角轉移至火熱的戰爭生活中，從技巧到民眾生活的關注，秦宣夫、呂斯百、吳作人、常書鴻、艾中信、莫樸等，用畫筆塑造出農夫、工匠、學生、窮苦流浪人、村婦、士兵和建設者等形象，感受到現實主義藝術魅力，例如呂斯百的《農民》、《工作中的木匠》、《庭院》，吳作人的《縫》、《播種者》、《拾柴的女孩》，秦宣夫的《夫人像》，常書鴻的《G夫人肖像》等畫作，雖然與表現遼闊場景的主題性繪畫相比，這些“日常”性大眾畫題更加生動，引發民眾的共鳴，成為大後方抗戰油畫的一個支流。

所謂大眾化藝術不僅要求在內容題材上貼近生活，情感上更要拉近與人民的距離，體驗民眾的心聲而喚起大眾愛國熱情。建國以後，這種思想更是推向了極端，“藝術為大眾”——完全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方針，其受眾是具體到“工農兵”和“人民群眾”範疇，貫徹好“如何服務”？“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①

毛澤東文藝思想裡“藝術大眾化”將“藝術”置於社會結構的底層人群，藝術家要深入到一般勞苦大眾中去，從群眾需要的角度出發，真正好的藝術掌握在人民群眾的手裡。延安乃至建國初期的主題性美術創作與蘇聯美術的模範效用有關，儘管毛澤東思想是具有中國革命特色的文藝方針政策的源泉，具有典型的民族特徵，但與馬列主義文藝思想是一脈相承的繼承和創新發展。這種“文藝為人民服務”的主流文化，包含了很強的意識形態方面的內容，自然而然地被確立為文化藝術領域的主導思想，儘管在特定階段內藝術的表現形態會變化，但包括主題性油畫創作在內藝術和主流文化的緊密聯繫及其辯證關係是一以貫之的。

綜上，毛澤東的《講話》精神提出了兩個重點，即在新形勢下，文藝為什麼人服務和怎樣服務的問題，提倡從生活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原則，藝術家們在研習中國傳統藝術以及民間藝術的基礎上，創造性吸取西方現代造型藝術方法。自“為藝術而藝術”的純個人化藝術修養向“為人生而藝術”進而“藝術為人民”這一廣闊的創作思想空間中的變革，把人民群眾放在創作的重點位置，以鮮活的傳統藝術加以現代形式的轉化，並寓以崇高的革命理想相結合，作品具有強烈的時代感和民族特性，讓藝術煥發了新的生命力，推進了文藝變革。

今天的文藝戰略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影響下的主流文化趨勢，而主題性美術創作則從屬於主流文化的一個側面來承載和體現國家利益，它有一個寬泛的概念。“國家利益為一切滿足民族國家全體人民物質與精神需要的東西。在物質上，國家需要安全與發展；在精神上，國家需要國際社會尊重與承認。”②鄧小平認為，國家利益是比意識形態更為根本、更為總體的概念。作為由執政者主導的主流文化，需要通過承載國家利益來取得盡可能多的社會成員的廣泛認同，並通過文化、藝術方面的影響，在思想觀念領域形成向心力。近年來，中國在經濟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不斷致力於塑造積極的文化形象，其中孔子學院（Confucius Institute）的開設，以及跨越五年籌備的慶祝建國六十周年的“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和即將展開的“中華文明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的組織和策劃等，更好地傳達了國家政治宣傳主流文化思想。可見，主題性美術創作以及構建文化主體性結構及價值取向符合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方向這一判斷標準，奠定了現代中國美術和新中國以來主題性油畫創作的新形態——建構經典藝術之演進。

（下）

顧 躍

①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四二年五月）

②閻學通《中國國家利益分析》，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第十至十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