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浪”的世界是怎樣的？

內地火紅的嗶哩嗶哩彈幕網（B站）在五四青年節前發佈短片《後浪》，引發網上熱議，播放數超過二千四百萬，彈幕數超過廿二萬；短片中“一個國家最後的風景，就是這個國家的年輕人”這兩句旁白被不斷轉發，九○後、○○後登上社會大舞台。另外，阿里巴巴在B站發佈了一段影片，白手興家的馬雲指“商業本身就是最大的公益”，立即引起負面輿論的高潮，評論充斥着剝削、資本、吸血鬼等冷嘲熱諷，阿里巴巴最後只得將之刪除。這兩段影片為何迴響落差那麼大？這一屆“後浪”的到來代表了甚麼？

這一屆“後浪”是怎樣的

數年前，筆者在大學兼教時，遇上在高中所教的同一批學生，那批學生成績不太好，亦多次留級，然而這六至七年間，他們一邊工作一邊讀夜校，最後憑着毅力踏進大學之門。細問之下才知努力的背後，大致有兩種原因，其一是感到同事之間的“學歷”壓力，希望取得學士學位來升職或保就業；其二是自己與伴侶都需要輪班，希望取得學位後可轉職，以便照顧子女。

近年與不少知識青年交流，感到一種不可逆的向上趨勢，筆者稱為“高、富、帥”。首先，這批青年擁有“高學歷”，很多人不單擁有碩士、博士學位，而且受惠於國家和澳門的政策支持，為數不少還畢業於哈佛、劍僑、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北大、清華、人大等；從事教師行業的，接受北師大、華南師大、華東師大等傳統一流師範大學培訓已成普通之事。

其次，這批青年受惠於家庭背景和奬助學金計劃的“豐富資源”，與過去的一代在職兼讀碩、博士不同，不急於賺錢養家，全職攻讀研究生人數非常多，越來越多青年畢業後選擇留在內地和海外發展。

第三，這批青年的思維空間非常開闊，很有青春的帥氣，見識廣，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記得一位剛進北大的青年，一開口就與筆者討論澳門飛機融資租賃方法論的問題，另一位清華大一的青年，聊天的主題是粵港澳大灣區下跨境家庭子女就讀和教育流動問題。疫情期間，筆者更發現不少澳門青年在內地從事醫護工作，敢於走上第一線與病人並肩作戰，難怪國家主席習近平特別指出，青年“踴躍投身疫情防控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展現了當代中國青年的擔當精神”，都為青年感到驕傲。

“後浪”的世界似乎有種範式轉變

二○○七年美國出版的《人類發展》（第八版）指出，美國成年人口可分為五代人，最老一代的成年人出生於一九○○至一九二五年，稱為“GI代”，他們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亦參與過修改憲法以讓女性擁有投票權。第二代出生於一九二六至一九四五年，稱為“沉默的一代”，他們經歷過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因此性格較為謹慎、不愛冒險、缺乏想像力，認為“GI代”是英雄。第三代出生於一九四六至一九六四年，稱為“嬰兒潮世代”，他們成為當年社會的焦點，自我意識強烈，不少人士從基層走上資本家之路，擁有現今社會不少的物質資源。第四代出生於一九六五至一九八一年，稱為“X世代”，與過去幾代人不同，他們在民族、種族、家庭結構、性取向、生活方式等多樣化的社會環境中長大，而且還要負擔上、中、下三代人的家庭責任。第五代出生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早期到廿一世紀早期，稱為“千禧一代”或“Y世代”，他們會是“X世代”或“嬰兒潮世代”的同事、下屬、上級、朋友；同時，他們大多在長輩的呵護下長大，接受父母對自己成長的期許和要求，所成長的環境充斥着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思想。“X世代”與“千禧一代”一樣成長於資訊科技的年代。

書中沒有介紹第六代美國人的情況，而這批“九○後”和“○○後”正成為社會焦點。從現有少量資料來看，這批“後浪”是網絡的原住民，稱為“Z世代”。他們體會過二○○八年的金融風暴和新冠肺炎疫情，所在的社會正處於學歷貶值的年代，家庭社經背景對於年輕人的薪酬收入的影響，尤其呈現在工作的中期和後期，他們對於資產階層剝削工人的權利更顯關注，有些青年更擁有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維。雖然各地的世代劃分可能不同，但從側面來看，在資訊無邊界的通訊和社會媒體時代，“Z世代”似乎亦是各國社會共同的話題。馬雲在代表“Z世代”的媒體B站的發言，指出商業本身就是最大的公益，它可讓無數人對工作和生活充滿希望，可這批“Z世代”並不買單，認為資本家是“吸血鬼”。“Z世代”似乎重演“嬰兒潮世代”的步伐，他們的聲音無論在線上還是線下，都成為社會關注的風向標和主流聲音。

倘若以美國的世代年齡界限作為分類，從二○一六年澳門統計暨普查局中期人口統計數據來看（左下圖），65.1萬澳門人口中“Y世代”的人數最多，佔28.4%；其次是“Z世代”，佔25.1%；第三是“X世代”，佔23.9%；第四是“嬰兒潮世代”，佔19.4%；最後是“沉默的一代”和“GI代”，佔3.2%。由此可見，如果說“Y世代”是現在，“Z世代”既是現在也是未來，無論是教育工作者或是青年工作者，都有需要學習認識這個“後浪”的世界。

“後浪”世界的若干關注點

一、以“後浪”的角度來理解其所思所想

港澳和內地交流緊密，年輕人對於社會時事的意見似乎都有共同的“朝氣”風潮，對於傳統權力的挑戰，對於官商合作和“二代”的不信任，對於社會不公和資本的批評，對於話語權的爭奪，年輕人這種思考似乎是先天的因素，也與後天成長環境和觀察有關。有學者朋友舉例，香港青年走上街頭，爭取其所希望的民主，中年人或老年人很希望以理性角度跟他們解釋，殊不知在情感的時代，青年不僅不聽，而且更顯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維，導致家庭決裂。難道這些年輕人不知道有些事件是違反法律嗎？有人分析，社會經濟有一定發展後，尋求溫飽不再是年輕人的首要信念，對於社會時事發表意見或作出行動的原因有時候是抒發自身不滿，而對於某些思考和行動之間的矛盾也不覺有違和感，他們還能在規則中“毅然創新”。當然，期間因各種政治因素，導致對社會的傷害則不在此文討論範圍。

二、“升維”與年輕人互動交流

在資訊科技不發達的年代，官方媒體和主流媒體主導社會的輿論和資訊，但到了資訊科技發達的年代，官方、民間、獨立的自媒體烽火四起，圖文包亦賦予高度期望，簡單數個步驟就可在臉書創建群組，只要群組名稱夠“吸睛”，立即可吸引數萬虛、實帳號關注，新媒體已成為年輕人甚至是中老年人獲得資訊的重要媒介。在這個扁平化的權力時代，要與年輕人互動交流，不得不熟悉新的遊戲規則和話語用詞，不能只使用前幾個世代慣用的媒介。

三、“後浪”的生活和就業環境正在轉變

世界經濟論壇於二○一六年發佈《未來就業報告》，提出在未來十五年內傳統職業的消失與新興職業的產生，將會成為第四次工業革命要應對的真正挑戰。在疫情期間，整個社會環境更推動這種改變向前發展，例如亞馬遜的一名高層以辭職來抗議該公司解雇員工，立即將臨時工制度展現在人們眼前，工人只為季節性工作或項目工作而所用；推特宣佈，員工可選擇永遠在家上班，凸顯了勞動市場與過去工業時代的長俸制非常不同；英國劍僑大學宣佈二○二○／二○二一學年全採用網絡授課的模式，工業時代的教育模式首次被改變；內地漢服潮的興起，上課、逛街隨處可見蹤影，青年將視頻《後浪》中的一段話活現人們眼前，“你們正在把傳統的，變成現代的；把經典的，變成流行的；把學術的，變成大眾的；把民族的，變成世界的；你們把自己的熱愛，變成了一個和成千上萬的人，分享快樂的事業”，可以預視“後浪”的生活和就業環境正在轉變，教育和青年工作有需要提高部署適應這種新變化。

最後，引用《後浪》的一段旁白，“那些口口聲聲一代不如一代的人，應該看着你們，像我一樣，我看着你們，滿懷羨慕 ”，“你們有幸，遇見這樣的時代，但是時代更有幸，遇見這樣的你們”。值得注意的是，每隔幾年，一批又一批年輕人會不斷被更替，昨天的“後浪”到了今天可能已是“前浪”，將年輕人硬以年齡劃分不過是一種簡單標籤化。更重要的是，其實到了重要關頭，社會真正關心青年的是甚麼？

（編者按：因篇幅所限，

本文有所刪減。）

鄧偉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