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宗北斗”話舊
二〇〇四年，澳門藝術博物館開始了年度明清書畫展計劃，借助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的收藏，舉辦了“至人無法”八大山人、石濤特展，在海內外學術界引起迴響。此前藝博館曾與南京博物院合作“硯池應有墨華飛”揚州八怪畫展，但有意識地以明清名家、流派為年度展覽計劃，還是始自“至人無法”。
為什麼以明清為重點？因為其時上海博物館接連舉辦了國寶級的中國古書畫展，鬨動國際，陳燮君館長、單國霖主任的眼光都集中在晉唐宋元，續有佳作，其他大博物館也摩拳擦掌。先不論境外博物館舉辦如此級別展覽的難度，明擺着有明清美術的空檔，我們為何不去爭取？
藝博館的想法是玩拼圖，一個展覽如同一個版塊，持之以恆，逐一拼合，以展覽為經，以研討為緯，向新生代展示明清美術的面貌。
隨後一年，適逢董其昌誕生四百五十周年，正好為古人做壽，遂有“南宗北斗”。也是故宮、上博的出品。
作品難得，確實也引起美術愛好者、收藏家、古董業界、美術院校師生、學者的巨大興趣。董其昌是明清美術的熱點，繞不開的。因為身居高位，應酬為難，代筆者亦眾，情況複雜。故宮同事說，徐邦達先生看董畫，幾十年間幾度變化，有初看真，後看假，再看復真的情況，可見董筆鑒定不易。故宮、上博的同事亦紛紛來觀，原因是難得看到對家的收藏。國家有制度，文物不輕易提調；同道來看館藏，給個方便，也不過十件八件，再加也增不了多少，現在大數量公開，人皆得而觀之，豈不快哉。一位日本教授領着幾個學生遠道而來，每日準時十點開館時進場，下午七點閉館時離開，對作品逐一觀察、記錄，默然無語，比我們上班更勤謹，如是者整整一個星期。見此情景，能不感動安慰？
“南宗北斗”展品帳面上是一百二十件套，故宮、上博各半，但是同行都覺得展覽紀念董思翁四百五十整壽，實屬難得，在保證文物安全、制度又允許的情況下，願意盡量多展出。
逐一點算，這一百二十件套書畫作品，因為冊頁不少，總計逾四百之數。其中思翁作品九十三件套，所刻法帖及著作各一，名之曰“畫禪編”；思翁師友、代筆者、流派作家作品二十五件套，概見其藝術輻射面與影響力，名曰“尚友錄”。現任上博書畫研究部主任凌利中，當時受單國霖主任之命負責具體工作，出於對鄉賢的感情及藝術上的衷心悅服，在遴選展品、撰寫說明花了大量心血。展覽出了些成績，都是京滬澳各方共同努力的結果。
思翁筆墨閒雅，最擅小幅卷冊之屬，特別是對題冊頁，誠可謂書畫雙璧，高文雋語，信筆為之，觀者怡悅。
展出的思翁冊頁有好幾部，大放異彩，其中又以《畫禪室小景冊》最引人注目。四開對題，開本略長於手掌，猶是明代原裝。思翁自題簽，上書“畫禪室小景，四幅，戊午三月”，其左下角有吳湖帆小字題識：“此簽文敏手自書”，並繫一印，足見梅景主人矜慎。各開俱無思翁印鑒，益證畫此旨在自娛，扃戶不出。這小冊後為吳湖帆所得，題上“梅景書屋所藏董畫弟一”，裱邊、副頁、夾板題識纍纍，又倩葉玉虎先生題識，可見吳湖帆寶愛之深。
吳湖帆筆墨精到，又是鑒賞鉅子，經他題識的古書畫不計其數，這在“南宗北斗”亦不少見，引起大家關注。我默契於心，到了二零一四年，力促“梅景秘色”吳湖帆書畫鑒賞精品展在藝博館舉行，吳氏題識成為展覽主角，以此方式紀念其一百二十周年誕辰，也是“南宗北斗”帶來的額外收穫，此屬後話。
籌辦“南宗北斗”還有一些小插曲。當初我向故宮爭取這個項目，是在遼寧省博物館五十五周年新館落成慶典中，那時已是二零零四年十一月，時間非常緊張。乘活動茶歇，我游說蕭燕翼副院長支持董展計劃。蕭院長提到，美國納爾遜博物館在一九九二年曾舉辦“董其昌的世紀”展，你們有何想法？我說，董其昌是美術經典，經典是甚麼年代都有讀者的。美國董展，年輕人都不知道，也趕不上，我希望我們能為年輕人創造機會；何況明年就是董生四百五十歲，一個特別的時間節點，下一個可能就是五百周年……言下之意就是不勞我們操心了。
蕭院長是古書畫學者，長年供職故宮，敬業樂業，業務精通，處世有節，辦事說一不二。經過我仔細解說，他釋除疑慮，答應回京後予以推動。談話結束，蕭院長示以輕鬆一笑，爽朗的說：“其實呀，我也非常喜歡董其昌！”這下可好了。
但好事多磨，在上海博物館我則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難。因為“至人無法”特展帶來迴響，上博感受來自當地觀眾、媒體的壓力。理由是這樣好的展覽，自家的收藏，何解在上海博物館看不到？所以陳燮君館長希望董展在澳門完成後回師上博展覽，向市民匯報出展成績。展品是故宮、上博的，我也樂見其成。這需要京滬兩個機構協商，但董展是藝博館與雙方合作，藝博館直接聯繫故宮、上博，衍生的上博匯報展意向，最初還是由藝博館向故宮反映，但顯然故宮基於本院的文物展覽制度及其他考慮，對此有所保留。
一方並未同意，一方積極推行，雙方都有非常充足、合理的理由；上博希望辦成匯報展，但故宮完全沒有讓步的跡象。坦白講，這事如果故宮、上博沒有談妥，會直接影響“南宗北斗”的工作進度，甚至可能功敗垂成。
我奔走京滬，夾在中間，事情膠着，時間不多，開始有點心焦。我非常理解上博領導的為難：之前我們請媒體到澳門看展覽，加強文化宣傳，但是媒體回來後反而批評我們……
媒體的意見對上博確是一個現實問題。但根據我的理解，在藝博館合作的特展，在展覽期間管理責任歸我方，但展品是上博的，不會因展出場館不同而改變文物展品所有權，況且上博也是藝博館此特展的主辦機構之一，換言之，在上海博物館，是同一時段有一特展在澳門藝術博物館舉行，只不過場地不在上博本館，而在澳門藝博館而已。所以媒體反映“在上博看不到”是不準確的，因為藝博館的特展也是上博的特展。現在流行跨域文化旅遊，上博此舉，正是對城際文化旅遊一個重大支持。
為了爭取辦成“南宗北斗”，我多番向上博領導申明自己的看法，沒有其他辦法，唯有誠意而已。幸好慢慢上博態度有些鬆動，互諒互讓，陳館長不再堅持以此形式舉辦匯報展，事情終於迎來轉機，我也鬆了一口氣，否則二〇〇五年就不會有“南宗北斗”了。
年前在楊志剛館長策劃下，凌利中主任擔起“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大展”的大旗，舉辦了規模空前的董展，我想，這也圓了陳燮君前館長的一個夢吧？
（二十年的藝術記憶 · 二）
陳浩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