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審訊的利與弊

早前有報道，指惠州大亞灣區法院“雲審理”首例刑事案件。這宗案件的案情並不複雜，被告人在一月十六日至二月八日通過聊天軟件，發佈有口罩售賣的消息，騙取了兩名受害人合共三千九百五十元。立案後被告人對犯罪事實、罪名、量刑都沒有異議，最後罪名成立，被判處徒刑七個月，罰款三千元。

在疫情期間，發生網絡購物騙案並不為奇，但在網絡審理刑事案件卻是一件非常值得我們細心思考的事情。網絡審訊，使用的是一條上網線，如果訊號正常，審訊是正常進行。但是，如果訊號突然中斷，這個情況應該怎樣處理呢？在現今社會中，有很多機構的訊號和網絡是不能中斷的，例如銀行。法院利用訊號和網絡進行審訊，審訊對訊號和網絡的要求應有多高呢？

當事人的身份是另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在法院審訊，出現假冒、頂替的情況相對較低。但在網絡審訊，當事人單憑出現在屏幕上的影像，便要判斷他是誰，這是否可行呢？在網絡審訊前，法院一般會問明當事人是否同意進行網絡審訊。同意使用網絡審訊，意味着當事人願意出現在屏幕前，也代表這個當事人同意沒有假冒、頂替的情況。儘管如此，怎樣是有效的防範假冒、頂替的法律措施，值得思考。

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不同，民事案件的目的是希望受害人獲得賠償，但刑事案件卻是指被告人的行為低於社會最低標準，一旦罪名成立，被告人需要接受處罰，在眾多處罰中，其中一項是坐牢。

所以，在網絡上進行刑事審訊，其中一點不能不考慮的，就是被告人一旦罪名成立，逃走的可能性有多高。只要沒有強制預防措施，被告人逃走的機會便提高了。在這一則新聞報道中，並沒有說被告人在甚麼地方使用互聯網進行審訊，怎樣防範被告人在罪名成立判刑後、服刑前逃走，值得關注。

從這個角度出發，輕微的刑事案件，只要罪名成立，被告人只要罰款便可了事，網絡審訊應該比較適合。但如果是嚴重的刑事案件，例如謀殺案，由於被告人一旦罪名成立，被判處坐牢的刑期較高，在這情況下使用雲審訊，有可能增加被告人逃走的機會，所以這方面應該有監管。

我們也可以理解，網絡審訊以民商事案件比較適合。因為這類型的案件總是離不開金錢的賠償，敗訴方不會因為打輸官司而失去人身自由，逃走的機會較低。當然，如果賠償的銀碼太大，敗訴方無力支付而“走佬”，也需防範。

還有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如果在雲審訊的過程中，原告人和被告人對證據有爭辯，需要檢視證物，應該如何進行呢？

法院的發展必須配合科技，加上在疫情下，大家都要減少接觸，使用網絡審判，是合情合理的。但如果欠缺相關的規則和配套，單憑一部電腦、一個視頻軟件，原告人、被告人、雙方的律師、法官同意便進行網絡審訊，相信不足夠。一種常見的情況，是辦案人事都沒有電腦專長，在審訊中出現電腦技術問題，他們未必能迅速處理，審訊的效率也因此降低。所以，要進行網絡審訊，當事人、法院都必須有適當的電腦技術支援。有了這個支援，還需有後備電腦硬件。試想想，在網絡審訊的過程中，電腦突然壞了，沒有後備電腦，整個審訊都要終止。除此以外，整個審訊過程都要進行錄影，這除了是防範電腦突然失靈外，亦為當事人進行上訴提供了記錄。

澳門不大，往返時間短，在這些前提下，未看到網絡審訊的需要。當然，在疫情嚴峻的情況下，則是另一回事。

陳智彪 （澳門理工學院管理科學高等學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