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商新街的雪條

中學畢業時，因在“文革”期間，內地大學不招外地生，同學們斷了回內地升學的途徑，各奔前程。我向報社求職成功，在八月份上班。我是懷着當記者的熱望進入報社的，然而一年多後調到副刊課當助理編輯。副刊主任李鵬翥先生的辦公桌與我並排，編輯黃德鴻先生坐在斜對面，距離緊密，但我幼稚又內向，實在沒能夠在工作上或生活上與他倆對話，很多事情還要重新學習，連寫一個信封，鵬翥先生都認為格式不夠正規，也欠美觀，教導我字體應大小適中，寫在封面的正中位置上。如此一來，要發出去的信函封套全部重寫。我總是不滿意自己，時會自慚，本已是個不大言語的人，在編輯部裏一天也說不上幾句話。儘管過程中煩惱滋生，卻有所獲取，包括工作的樂趣。

那時通訊落後，普遍家庭都沒有安裝電話，聯繫作者要不是寫信，便是上門拜訪，偶或約會下午茶。飲西茶多選在新馬路中段的華樂園，中茶多在再百來步的金冠酒樓。中式下午茶也省儉，三幾樣點心，馬拉糕、白糖糕、包子之類，在乎聚談不在乎吃，有時我也隨往認識作者。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華僑報》翻譯員戴勝先生為我們副刊譯寫多種類型稿件。第一次到華樂園見戴先生，正是暑天，入座未幾懵懵然拿起枱上的一杯清水灌一口，同一時間立即想到這杯水是戴先生的，慌忙放下，其狼狽情狀可以想見，戴先生笑着解圍：不要緊，這杯水我還沒喝過。

跟隨副刊課二位先生出外是我最喜歡的，某次到田畔街寶香花園探訪一位園藝家，向他邀稿。路過附近的舊料店，鵬翥先生看到一個價格相宜的玻璃櫃，提議我買下來當書櫃用。它是我首個自置的書櫃。在往訪回程中，路過通商新街一家小店，鵬翥先生吃興突發，買了三根雪條，我們一邊吃一邊返報社。兩個滿身文化氣息、儀表周正、身量高大的男人在街頭細細咬着一根小雪條，行狀隨意輕鬆，神情依然嚴肅，望着這反差與陌生的模樣，不適應的竟是尾隨後頭的自己。

（日子輕輕地過去 · 四十六）

林中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