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庚子

我們除了過年和幾個傳統節日，如冬至、中秋，日常生活早就習慣用陽曆了。不過對於六十甲子紀年法，卻依然迷信不已。年初武漢因新冠病毒封城，如今在歐美蔓延，導致向中國求償巨款的聲音四起。對迷信堪輿命理術數的人來說，今年庚子年是犯太歲的災難之年，民間所說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指的就是天干地支的六十年為一周期。西方也有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f)的五十到六十年經濟周期現象之說，可見中西方對於人類政經活動的觀察有異曲同工之妙。對於庚子年的特殊情感，可追溯到十九世紀中國現代史中那些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一九○○年庚子賠款；及一九六○年大饑荒時期。

歐洲十四世紀經歷了文藝復興，在歐亞大陸另一端的明朝卻禁海封國。當英倫三島於十八世紀開啟了空前的工業革命，資本主義迅速發展，大清王朝依然以四書五經取士當官，國力日趨衰落。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國富論》在一七七六年首版，美利堅合眾國也在這年宣佈獨立為一個新的民主政制國家，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工業產量急劇上升，驅使擁有海權優勢的英國打開中國市場，但大清沉醉於外國使者的三跪九叩之禮多於貿易的互利互惠。英國商船向中國採購大量茶葉、絲綢及瓷器出口歐洲，仍無法打開中國市場，後來在鴉片貿易上扭轉局面，使大清經濟遭受通貨緊縮以至封關。

一八四○年的鴉片戰爭，是大英帝國艦隊鋌而走險打開大清帝國市場的貿易戰爭，清廷被迫於一八四二年簽訂不平等的《南京條約》。其實在大清王朝統治之下的老百姓算甚麼呢？回顧歷史，在《南京條約》中割讓給英國的香港，在辛亥革命中不是發揮了重要作用嗎？從這角度看鴉片戰爭，或許它是中國現代化的起點。

六十年後有被稱為庚子國難的八國聯軍之役。一八六○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激發了歷時三十多年的洋務運動。但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自強運動中，二千多年的儒家文化與西方重實踐的精神格格不入，及後與日本簽訂的《馬關條約》，引發西方列強提出更多殖民要求，導致在山東出現義和團運動。大清王朝並沒有從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中吸取教訓，只有滿腔熱血的書生又怎能以“戊戌变法”改變局面呢？由一個婦人把持的政權，利用民間組織的義和團，去對抗八國聯軍，結果圓明園給燒掉，加速了專制王朝退出歷史舞台。一九○二年梁啟超首次提出“中華民族”的概念，百姓開始從“臣民”走向“公民”。這個庚子正是中國從封建專制走向現代文明的一個轉捩點。

共和國建立後“封國閉關”三十年，終於迎來了韜光養晦的三十年。一九六○年庚子大饑荒，據說千萬生靈塗炭，這場大災難只能責怪傳統專制文化的沉重包袱。今天的美國，對與中國的巨額貿易逆差再也不耐煩，而爆發於這個庚子年的新冠病毒，使歐美經濟遭受巨大損失，令人一時忘記兩年前美國推動的貿易戰，其實歐美蠢蠢欲動的索償，正是貿易戰的改頭換面。中國可以作最壞的打算“封國閉關”，或接受歐美開放社會的西學，一八四○年及一九○○年這兩個庚子年，中國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煥然一新，二○二○年又何嘗不能？庚子不一定如易理堪輿迷信所說的大災難，也可以是中國邁向更加文明進步的契機。

陳增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