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估疫情對國際經貿形勢的影響

新冠肺炎自去年十二月下旬開始出現，因應疫情發展形勢，二月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會議明確指出，要密切監測經濟運行狀況，聚焦疫情對經濟運行帶來的衝擊和影響，在防控疫情阻擊戰的關鍵時刻，既要一手抓防疫，也要一手抓經濟，才能保障疫情防控工作的迅速推進和保證如期完成發展的既定目標。

從時間點分析，疫情期間的經濟活動帶來短期打擊，也對疫後經濟活動構成中期甚至長遠影響。通過有效的政策措施可減輕對短期的衝擊，並避免導致成為中長期的影響因數。不過，在現階段觀察，疫情已從單純的全球衛生議題，演變成為國際政治、經濟矛盾。若各國不盡快團結齊心抗疫，疫情最終導致區域或國際軍事衝突的機率將會上升。

肺疫影響經貿超非典

一般而言，疫情是通過：一、供給側——勞動力及生產活動受壓導致生產力和產量下降；二、需求側——收入和消費活動減少，總體需求下跌；三、供給與需求側——所構成的人命損失令總體供給和需求同時受損，壓抑經濟發展。

有國際智庫機構分析指出，是次疫情對經貿活動的衝擊已超越○三年非典與○八年全球金融海嘯，是自二次大戰以來所未見。因此新冠肺炎對全球經貿活動與結構的影響程度將超過一般對疫情的分析。

供應鏈全球化或會因疫情加速重構。自一九九五年一月一日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立以來，根據國際生產成本——效益比較優勢所構建的供應鏈全球化得以快速發展。然而，自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通過設置關稅壁壘等一系列逆全球化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讓國際直接投資需重新評估供應鏈全球化的風險。

加速供應鏈重構步伐

新冠疫情爆發，企業考慮到分散在全球的供應鏈可能受到衝擊，加上在此期間單邊主義加劇，或加速供應鏈重構步伐。外資企業會嘗試把部分原設置在中國的供應鏈環節搬回貼近境外最終消費市場，或其他可享受較低關稅或生產成本的地區。但由於中國具備一般製造業的成本——效益比較優勢，同時擁有14億規模龐大的內需市場，因此，當中部分屬資本密集，以及不以中國內地為最終消費市場的供應鏈上的外資企業或會撤出。但同時，由於受到中國內需市場的吸引，也會有部分原設在境外供應鏈的外資企業，隨着中國進一步開放市場，選擇進入內地投資設點。

此外，隨着5G推出，以及企業在疫情期間更深刻地了解到應用IT技術對提升競爭力的重要性，將刺激對訊息溝通技術相關的投資與消費需求，有利疫後經濟復甦與發展。

近年西方社會把我國引入由美國為首的自二次大戰後所建立的包括國際貨幣基本組織(IMF) 、WTO等全球治理體系，主要目標是希望藉由開放國際經貿市場互動，影響或改變我國根本的政治制度。

但經過一段時期實施有關戰略並經階段性總結檢討後，發現原先所設定的目標沒法實現而作出“去中國化”的戰略調整。

疫情去中國化催化劑

同時，經過我國自一九七八年市場改革開放，以及二○○一年十一月加入WTO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系制度對改善普遍人民生活水平作用，優於西方社會主要以優勝劣敗、贏者通吃，中產階層逐漸消失，剩下貧富兩極的資本主義制度。前述兩種制度的競爭過程中，後者劣勢日趨凸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必然會採取手段打壓前者，疫情只是“去中國化”的催化劑。

再者，現屆美英等西方國家政府應對是次疫情不力，導致國內大量選民確診並染病死亡的數字持續上升或失控。為推諉責任及冀望延續政治生命，煽動選民仇外， “去中國化”或把應對不力責任摔給中國或世界衛生組織(WHO)是意料之中。

因此，沒有必要企圖浪費過多的精力和時間嘗試影響美英等西方陣營當中的核心國家，應沿用及加大力度經過多年實證行之有效、與廣大的特別是亞、非、中南美洲等地區的落後、發展中及新興經濟體進一步全方位深度合作，以支援與推進我國由中等收入國家往高收入國家階段向前發展。

復甦需跨境政策協作

防疫與復工需取得平衡，疫情或會在停止一段期間後重臨，需做好較長時間抗疫的各種準備，直到有效疫苗成功研製。中國近年已採取分散出口市場和增加內需等調整策略，以支持經濟在日益複雜多變的外部環境下可較平穩地發展。

新冠肺炎已演變成國際公共衛生與政治議題，西方國家採取雙重標準與抹黑的宣傳技倆發起輿論戰，香港與為台灣地區部分人士及媒體參與對方陣營煽風點火，需通過有效平台適時反駁，亦需擴大朋友圈及鍛煉好國際公關能力。

抗疫防疫與經濟復甦需跨境政策協作，期待各國團結齊心，讓疫情盡早結束，疫苗盡快研製成功，以減輕對經濟民生的打擊，讓行之有效的經貿全球化得以繼續向前發展。

澳門政治經濟研究協會理事長 唐繼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