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與隔離雜記

我是在空空蕩蕩的曼徹斯特機場才意識到，這是一場現代的“大逃亡”。

突如其來的疫情，藉着人類在交通和交流上的進步席捲全球。英國雖然是島國，但病毒和九百年前來自諾曼第的征服王一樣，並未為海峽所阻。在超市和藥房被沽空和一切疫情前兆出現之時，墨守成規的糊塗老舍監趕在停課令前找到我，然後篤定地告訴我：“若果家裡和英國都爆發疫情，還是在家人身邊為好。”於是我便啟程回澳了。

那時選擇回來的主要原因是父母的強烈擔憂，和祖父母對我的思念。也許亦因為老舍監一反常態的堅定，讓我意識到這次比起我經歷中寥寥幾起的風波不同：我不止要對自己負責，更要對家中為我憂心的人負責。悟到此處，“逃亡”才正式開始。

購機票是第一道難題，在父親的努力下，我終於在英國宣佈停課的那一天抵達曼徹斯特機場，準備歸程。因為害怕機場人滿為患，戴着口罩的我比平常早了很多到達。然而玻璃大門後，卻是一座空空如也的機場：清潔工緩緩而動的手推車發出空洞的聲音，候機迴廊中航客也顯得格外疏落。這不是我想像中的曼徹斯特機場啊。偶爾來往的人都拉緊口罩，嚴肅地走路。我認為這是現代的逃亡。從前的逃亡（爺爺所說的“走難”）總是人滿為患的，記得兒時爺爺和我說過，上個世紀他從內地逃出去，和從柬埔寨逃回來的經歷。那擠得實實的輪船，那一票難求的飛機位，是以往逃亡的標誌。這是因為對於從前的生活方式來說，長途旅程不是常有的事。而在災難發生時，大量航客把船班塞滿，造成反常的現象，便稱之為“逃亡”。在現代社會中，長途旅程成了常事，機場火車站都是人山人海的，一座沒人的航廈便顯得反常，而像我這些寥落的候機客，正正是在疫情中逃離的人。

第一程航班是飛往迪拜的。機上有一半的人戴口罩。讓我安心的是我附近的人都似乎十分健康，旁座女孩依偎着她的友人，與我保持着一米距離。但是在無症狀感染者越來越多的情況下，我也不敢掉以輕心。在疫情間作長途旅程是與幸運女神賭氣。雖說世間還是健康的人居多，可是這個險不能冒。為求安心，此時口罩、消毒紙巾和手套是基本裝備，特別憂心的人，或者是有特別憂心的父母，會加上面罩和塑膠保護衣。有趣的是，這一層層堅實的防護，其實是防着身邊出現的人，說到底便是幸運女神的一場遊戲，而這場遊戲又可以在電腦中用數學演算出來。那我應該是使疫情快速蔓延的因子之一吧——若無這群跨國航客，疫情想必更能被控制。在機上，一向嗜睡的我睡不了，全程繃緊着神經，聆聽附近有沒有咳嗽的聲音。

在迪拜轉機是一瞬間的事。在前往曼谷的飛機上，我旁座是一個友善的泰國大學生。兩人隔着兩個口罩進行了一段短暫而艱難的對話，他原來也是從英國逃亡回家。說罷他從背包掏出消毒紙巾，問我要不要用。這應是疫情中陌生人之間最重的禮了吧，我連忙隔着口罩表示謝意。

在曼谷等待轉機的時間比較長。為了保持機動性，避免和他人距離太近，我近乎不停步地走避人群。在等到半途的時候，我在遠處看到一堆粗獷的歐洲人。會不會是意大利人？我禁不住疑惑，而當中又有好幾個人在咳嗽。我急步逃離，良久後仍心神不寧。直至聽出他們在說德語，又看到外面一輛飛機尾上，偌大的漢莎航空標誌，這才放下心來。可是又想到德國也在爆發疫情，於是又擔憂一番。終於到入閘的時候，閘口有用彩色螢光筆手寫着的指引，要留下聯絡資料以供抗疫用，還要用手機進行衛生局的網上問卷。這些都是安心的舉措，而機上也只有廿多人。這最安靜的一程，我聽着柔和的音樂入睡。也許是回家的欣慰，也許是真的太累了。

在飛機準備降落的時候，我又想到若果不是科技進步，這次逃離應該要來得更長更曲折吧。科技帶來了讓感情優先的機會，讓我及時回家，但若果不是像我這些人，病毒其實不會散播得這般快吧，先進的科技加快了病毒的傳播，卻也挽救了無數生命，這或許是現代社會的一個矛盾。

隨着飛機落地，周圍一片漆黑，我趕忙向父母報平安。

在澳門機場檢疫和入境是漫長的，這樣繁瑣的過程在長時間旅途之後更是累人。過了大半天，我們終於被安置在醫學觀察酒店。這一切距今天已經一周有餘了。

我算是一個能自得其樂的人。本來也不愛好社交，又在外國待久了，澳門的朋友多數也是靠網絡聯繫。所以隔離於我並不是很痛苦，但對於外向的人，我難以想像他們的痛苦。沒有交流的隔離生活對他們來說，也許好比我要過着沒有書本或網絡的生活吧。

除了看書，看劇集和工作，另一個隔離期間的日常作業是清潔。為了安全，每日的早午晚飯是送到房門前的。而食物進房之後，我會在門口玄關處進行消毒，用酒精噴霧，也用消毒紙巾。飯盒彷彿是在進入生物實驗室一樣被徹底清潔。這大概是多餘的，病毒的傳播途徑多數是人與人，而不是物與人，卻不失為在隔離期間讓自己安心度日的舉措。

走筆至此，我要去做網上功課了。若無網絡科技，這些煩人的工作便不存在，但對我來說便難以自娛（現在書本也多是下載的），你說該感謝科技還是討厭它呢？

文、圖：不 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