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時而變或文過飾非

久聞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全球化都多少世紀了，西方政要還裝嫩裝naive，假裝自己沒有從農民工中榨取帶血的油水，假裝自己不知道顯著的制度優越性。政客虛偽，西方政客尤甚，近來各種批評和追究，彷彿是第一次睜眼看世界，假裝第一天認識這個千年古國。

“我們如果用‘自古已然，於今為烈’這句成語來形容它，真是再恰當不過了。”余英時在一九七六年寫道，他認為儒、道、法三家裡，只有儒家主張用智性治國，法家是徹底的媚權反智，而西漢之後得以獨尊的儒術，其實已是“法家化”後的。

韓非子曰：“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話說漢惠帝每次到長樂宮朝見呂后均需封閉道路，諸多不便，故下令建築一條複道。叔孫通進諫，指複道處於通往宗廟的路上，後人在路上行走甚是不敬。惠帝想把複道拆掉，叔孫通卻指出“人主無過舉”，建議在渭河北岸興建原廟，代替複道通往的宗廟，免除複道帶來的影響。所謂“天王聖明，臣罪當誅”，這種尊君卑臣的概念，從西漢開始就深植人心。面對如此正能量的一件事，古人就分了“因時而變”派和“文過飾非”派。司馬遷對這位從秦二世那時就精於擦鞋的“大儒”大加讚歎，說他“因時而變，為大義而不拘小節”。司馬光則批評他“是教人君以文過飾非也，豈不繆哉”！當然，如果那是趙宋的故事，估計司馬光也不見得敢砸這水缸。

這種“因時而變，為大義而不拘小節”的智慧，早已深入人們骨髓，成為本能反應，像世衛組織也深明大義；傲慢的西方人則不得玄旨，難免手忙腳亂，進退失據。

這只能怪他們未能虛心學習中國文化！

凌 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