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以來的全國美展結構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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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革開放以來的全國性美展
自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文藝政策有了重大調整，不再使用“文藝為政治服務”口號，而是明確為“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既是文藝方針的歷史性轉折，也是主流文化發生轉變的重要標誌。一九八○年初的第五屆全國美展，是呼應當時“撥亂反正”主題的“傷痕美術”，在這屆美展上佔據了很大的比重，周思聰創作的《人民與總理》中國畫獲得一等獎。當其時參展的作品共四百一十七件，作四百八十人，這些作品絕大多數是近三年來創作的，也就是正當全國人民為實現四個現代化開始新長征的時候，美術工作者努力創作的初步成果。
八五年舉辦的第六屆全國美展在結構上並沒有太大突破，除了必要的主旋律作品外，“鄉土美術”題材的比重大為可觀。而“傷痕”題材依舊有所展現——如陳宜明的《我們這代人》、何多苓的《青春》等。值得注意的是，已然聲勢浩大的新潮美術運動，在這屆美展上並未有體現。而同年舉辦“前進中的中國青年美術作品展覽”，出現一些現代藝術的美術作品。①同年七月舉辦“中國體育美展”，中國畫“邊關習武圖”王琥獲一等獎。同年，北京舉辦“全國高等美術院校教師美展作品”，並發表社論“社會要重視美育”一文。②
一九八九年的第七屆全國美展是十分特殊的一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主流文化在面對複雜局面時成熟、冷靜的一面，如讚揚“是對當代中國畫發展的大檢閱，也可以說是對當代中國畫走向新岸的里程碑”，如“這屆全國美展缺少激動人心的油畫作品”。此後的幾屆美展基本上是比較平穩的，水準齊而“力作”少，結構也相對固定。第八屆全國美展沒有評金銀銅獎，而是統一授予“優秀獎”，這可能是因為缺少突出的作品，或許仍然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有關。在剛剛經歷了一場政治風波的過渡時期，全國美展在審美趣味和傾向方面似乎不宜表現得過於突出。接下來的第九、十、十一屆全國美展在主題方面各有側重，一九九四年第八屆全國美展，主題是“新的展示、新的要求”。
九九年舉辦的第九屆全國美展，正逢建國五十周年大慶，重大題材的主題性創作就比較突出。③而九八年的抗洪救災也使軍旅、抗洪的內容在這屆展覽上佔據了很大比重。二○○四年的第十屆全國美展在舉辦時間上十分接近世界反法西斯鬥爭勝利六十周年的重大歷史節點，金獎作品《西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時 · 南京》無疑是回應這一主題。④二○○九年第十一屆全國美展期間，中國已經進入到科學發展、建設和諧社會的新的歷史階段。
無論在哪個歷史時期，全國美展都可被視作是主流文化的重要載體。這一基本性質決定了，其保證藝術水準的同時，還擔負着引導社會審美觀乃至價值觀的重任；因此，在全國美展的參展及評獎過程中，除了要依照一定的學術標準，還不可避免的要從政治、道德等諸多方面進行考察。如此之故，全國美展便顯得過於四平八穩、缺少亮點，甚至出現“拼盤式”的格局——這儘管是主流文化的有效體現，但多少也對藝術的個性化特徵有所限制。
4、軍隊題材的全軍美術展覽
人民軍隊的壯大與發展的歷史貢獻，建構了二十世紀中國軍事美術的主體，無論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和平發展新中國建設時期，均產生出大批影響深遠的軍事歷史題材作品、及感人至深的軍旅題材佳作，發揮了美術的教育功能，並以其獨有的精神內涵、美學品格發揮重要影響；但由於特殊歷史的需要，軍事題材歷史畫創作不可避免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甚至有的已超越了藝術本體範疇。在紅軍時期，江西美術發展成為對敵鬥爭的主要方式，如壁畫、漫畫、宣傳畫甚至國畫、油畫等進行廣泛的宣傳。抗日戰爭時期的美術的功能性在中華民族革命運動的發展史上具有顯著的地位，許多直面戰爭的表現與描寫成為了二十世紀早期最重要的軍事題材代表作品，弘揚了集體意志和藝術功能，具有時代感。
一九六五年以前全軍美術展覽共舉辦了三屆，第一屆五七年八月一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三十周年紀念美術作品展覽會”，展品七百七十四件；六○年“第二屆全軍美術作品展”展出作品六百四十二件；六五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屆美術作品展覽會”展出作品六百五十二件；其中第一、第三屆全軍美術作品展覽由解放軍總政治部、中央文化部、中國美術家協會聯合舉辦，第三屆展出地點在北京中國美術館；“第二屆全軍美術作品展覽”由解放軍總政治部獨自主辦，展出地點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此外，“海軍美術展覽”於五九年八月在北京舉辦，展品一百九十四件；六三年於昆明舉辦“中國人民解放軍昆明部隊美術作品展覽”。在一九六二年前，南京部隊舉辦過三屆美術作品展覽。
七二年“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三十周年全國美術展覽”有影響的軍事題材創作有：秦文美的《銅牆鐵壁》、何孔德的《古田會議》、潘嘉俊的《我是“海燕”》、張霧勳的《燒姜湯》等，由於解放軍總支部參與，場面宏大的軍事題材作品如《攻克錦州》、《淮海大捷》、《北平城下》等脫穎而出。一九七七年“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五十周年美術作品展覽”，展出五百零五件，展覽主導思想發生了變化，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推陳出新”等文藝方針。
（三）
顧 躍
①《美術》，一九八五年第七期，第十四頁。
②《美術》，一九八五年第十一期，第四頁。
③《美術》，一九九九年第十一期，第四頁。
④《美術》，二○○四年第十期，第八頁。
【訂正：刊於四月七日之本文第二篇章，文內提及
“鐘惦棐”，應為：鍾惦棐先生。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