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詩是否野蠻？

——從“山川異域，風月同天”想到策蘭

湖北武漢疫情嚴峻之時，日本漢語水平考試HSK事務局在支援湖北高校物資的紙箱上貼上一句佛偈：“山川異域，風月同天”，讓人感到日本人民雪中送炭的善意，同時又想起中日之間深遠的文化淵源。八字語出《東征傳》，這部典籍記敘了唐代東渡傳佛的高僧鑒真之事蹟，後來鑒真成為日本佛教南山律宗的開山祖師。

不久，《長江日報》評論員荒謬的文章〈相比“風月同天”，我更想聽到“武漢加油”〉，還扯上詩歌：“‘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殘忍的’。並不是詩歌本身是殘忍的，而是一個寫詩的靈魂，要經歷他們曾經歷的磨難，去感受那些磨難，讓語言經歷洗禮。”

文章引用的這句話非常有名，語出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西奧多 · 阿多諾(Theodore W. Adorno)，不過原文翻譯過來應該是“奧斯威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這幾乎是這位猶太人理論家被引用得最多的一句話，而在引用的過程中，它的語境和深意往往都被剝奪了。例如那位《長江日報》評論員，他就給出了完全錯誤的詮釋。

這句話出自阿多諾一九四九年的文章〈文化批評與社會〉。它的原意應該是：一個致使奧斯維辛集中營誕生的文化無疑是野蠻的，然而那些譴責野蠻的詩歌（包括其他文化產物），實質上卻辯證地使這種野蠻的文化得到延續，並使它無法從根本上得到批判。後來阿多諾在一九六六年出版的著作《否定的辯證法》中作了修正，他說：“長久的痛苦有得到表達的權利，就像被折磨的人有吶喊的權利。因此，說奧斯威辛之後不可以再寫詩，也許是錯誤的。”

無論如何，在阿多諾看來，奧斯維辛之後，詩人陷入了困境，而阿多諾想到的詩人必定包括猶太人詩人保爾 · 策蘭(Paul Celan)。可是，奧斯維辛之後，策蘭依然在寫詩，還是以德語來寫，並以在揭露納粹集中營的暴行為己任。德語既是他母親的語言，又是劊子手的語言，不難想見，詩人和語言之間的關係是極其沉痛而複雜的。

阿多諾在文中接着問：“奧斯維辛之後，還能不能繼續生活？”策蘭書寫猶太生還者的痛苦，也算是回應了阿多諾的問題了。策蘭痛苦的詩中並不是沒有愛情，就像這首寫於一九四八年的〈花冠〉(Corona)。以下附上我的譯本，也許在新型冠狀病毒肆虐的時期讀這首詩，大家都別有一番滋味吧：

花 冠

秋天吃掉我手中的葉子：我們是朋友。

我們從堅果剝出時間，教他奔跑，

而時間又跑回堅果殼裡。

鏡中是禮拜日，

夢中人在睡眠，

口說真言。

目光落在愛人的性上：

我們對望，

我們低聲說黑暗之事，

我們相愛如罌粟與記憶，

我們睡眠如海螺中的酒，

如血月光束中的海。

我們在窗前擁抱，人們從街上張望：

是他們知道的時候了！

是石頭適應開花的時候了！

心不安地跳動。

是它成為時間的時候了。

是時候了。

宋子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