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樂場暫停與重開的經濟學解讀
二月廿三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上講到：“打勝仗首先要有正確戰略策略，一月廿二日黨中央果斷要求湖北省對人員外流實施全面嚴格管控。作出這一決策，需要巨大政治勇氣，但該出手時必須出手，否則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內容時，想到了本次疫情中澳門特區政府果斷、及時做出的各項“正確戰略策略”措施，在結合關於圍繞娛樂場從二月五日凌晨零時暫停運營十五天，到二十日凌晨零時重開的決策，以及過程中值得點讚的娛樂場老闆們積極配合特區政府各種要求、各項安排，除了表現特區政府的“正確戰略策略”措施之外，希望再從特區政府和娛樂場老闆們在經濟學方面作出解讀。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期間，全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做出了一些應對措施，像內地有些地方“封城”、“封村”、“封社區”、“封樓”；國外的“停航”及有特定條件的遊客“禁入”、香港的部分“封關”等，這類必定會影響到經濟活動的措施一樣，二月五日，澳門特區政府根據疫情狀況，站在市民生命健康安全高於一切的高度，對娛樂場果斷的作出了暫停十五天運營，以及二月二十日重新陸續開放這些看似行政命令類的決定，被一些網絡媒體稱之為“政府干預市場的正面決策案例”而受歡迎。
其實不然，其中除了特區政府應對突發性危機處理方面決策與管治能力之外，還會發現與幾個經濟學名詞及其內涵有關。
a.先動優勢
“先動優勢”是由於在博弈中第一個採取行動的局中人所擁有的優勢。首先需要說明，特區政府和博彩業持牌人是甲方和乙方的關係，而不是博弈關係。但是，作為甲方的特區政府又具有着發標方和制定規則，有權決定甄選投標方的優勢。所以，特區政府在甲乙雙方的相互關係中亦具有某些優勢，在果斷作出娛樂場暫停運營，以及要求博企不能給員工無薪假方面的預先談判中，具有先動優勢，而特區政府運用了這種優勢。
b.一般均衡分析
一般均衡分析是指（與局部均衡分析相對）把各種市場和價格的相互作用都考慮進去的分析。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到來之後，原有的博彩業市場環境已經發生了巨大轉變，遊客從擁擠到稀少，消費力亦隨即發生變化，價格的主要特徵是一項以貨幣為表現形式，為商品、服務、資產所訂立的價值數字。此時資源在需求和供應者之間的服務價格已經出現了風險因素的介入，隨之相關均衡面臨變化，特區政府推出的暫停運營十五天決定，無疑顯示出一般均衡分析中潛在且重要的“適時”影子。
c.選擇成本
選擇成本，如果以最好的另一種方式使用的某種資源，它所能生產的價值就是選擇成本，也可以稱之為機會成本。暫停娛樂場十五天運營的這個選擇成本是甚麼呢？是否可以看作是特區政府最好的另一種方式使用的暫停娛樂場資源的活動措施，產生出極大的安全效益代價下，經濟意義上的零收入選擇成本呢？
d.利他主義經濟學
如果對整個審視過程以及產生的結果還會發現，這裡面其實還有邊際效應和機會成本等方面的諸多與經濟學概念有關的方面。
例如當行政長官賀一誠和特區政府主管經濟官員們勇於承擔精神，獲全世界讚賞時，其實值得讚揚還應該有持有六個博彩業賭牌的老闆們。
毫無疑問，在當時很多人僅僅認識到這六大博企會有損失，認為若是平常以二○一九年全年博彩毛收2,924.55億澳門元計算，無
非每天損失8.01億，十五天累計120.15億
元，平均到六家博企不過是每家損失20.05億澳門元，此時即使不暫停，因為遊客銳減到微乎其微的狀態下，假設以平日的一成算，無非實際損失是2億澳門元，認為這對博企來講是件很小的事，因此不以為然。
但其實不然，從暫停到重開過程中，感覺到持牌老闆們可讚之處並非只有失去的十五天毛收入那麼單純。
經濟學史上斯密、馬克思和凱恩斯被稱為“最重要的三位經濟學家”。
斯密，被認為是一位堅定的自由經濟捍衛者；凱恩斯則被認為讓政府干預取代自由放任成為了經濟學主流觀點的締造者；馬克思則是對資本主義社會充滿了批判思想的共產主義者。
澳門這些無論是在美國讀着斯密的市場經濟“一隻看不見的手”理論長大，並實踐中喊了大半生“擁抱亞當 · 斯密”、“埋葬凱恩斯”、讀不懂馬克思《資本論》來自美國的老闆，還是港澳本土長大卻同樣支持自由經濟反對干預，很少讀馬克思《資本論》的老闆們，卻在這次配合政府的暫停決策中，共同做了兩件馬克思主義者喜歡，或者說符合爭論中是否存在的“利他主義經濟學”的事：
1.配合特殊時期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行為；
2.接受政府提議給暫停運營期間的員工出糧。
e.理性的非理性經濟人
有官方資訊顯示，重開娛樂場的決策來自三個方面的因素，一是面對連續十三天未有確診病例的現狀，特區政府經過衛生部門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的綜合評估因素；二是本着為經濟復甦做準備因素；三是根據六家博彩企業認為已經具備了安全的條件而希望重開的申請因素而作出。
娛樂場暫停運營之後，澳門有專家發表了一些關於博企財大氣粗，十五天的損失微不足道的言論，筆者並不認同，因為有些說法不夠專業。研究六大博企的損失不應該停留在娛樂場的毛收入單一層面，還要重視他們上市公司的股票變化和股民對博企的信心層面。這個信心不僅僅對博企而言，還應該留意到澳門整個經濟層面。
暫停運營，假若從單純的經濟學意義上解釋，會被有人解讀為帶有非理性經濟人行為，但從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和澳門整個大局來講，毫無疑問是一個智慧決策，屬於理性經濟人層面。
f.自由經濟原則
特區政府做暫停決定之前和六大博企座談，一是談暫停十五日，而是談暫停後八萬多名從業者停工不停薪，博企都無條件的接受了。
在特殊時期特區政府通過行政法規暫停運營決定獲博企支持。但要求娛樂場停業後要給員工出糧，並不符合自由市場經濟原則，為何配合呢？那就是看到從行政長官到各高官都在日夜忙碌，表現出了對市民的責任心，在這些方面的重要性，大於某些自由經濟規則。
g.人文經濟學
馬歇爾在其代表作《經濟學》中，開宗明義寫道：“經濟學是一門專門研究財富的學問，同時也是一門專門研究人的學問”，因此有人提出了“人文經濟學”，不管這門學問是否被認可，在此筆者引用應該可以被理解。
二月十七日經行政長官批示自本月二十日凌晨零時起解除博彩娛樂場的臨時關閉令後，網上出現一些不同意見，有觀點認為這些擔心安全的人中，有些可能是不了解特區政府對部分重開的娛樂場有哪些苛刻到超出了衛生部門的要求，而接近於病毒實驗室的消毒標準？以及有些則可能是很少數本地和外地僱員希望繼續過有薪假者，這些人也許沒搞明白特區政府作出的人文關懷內涵。
眾所周知，博企配合政府有薪假是否僅是暫停運營期間的這十五天？特區政府重開娛樂場是否不但處於澳門經濟復甦與發展需要，也有着關心博彩業員工的因素？試想一下，假設再暫停下去，八萬多名從業者將關係到數萬個多地家庭的生活問題？
需要說明，筆者水平有限解讀並非十分嚴謹，但從解讀中希望體現出特區政府和娛樂場老闆們的經濟決策，是據澳門特有的經濟、社會環境，在利用經濟學原理中加入“環境變量”和經濟學中的“嵌入性”而作出，並且希望本次疫情中特區政府表現出和習近平主席所說“首先要有正確戰略策略”以及“一月廿二日黨中央果斷要求湖北省對人員外流實施全面嚴格管控。作出這一決策，需要巨大政治勇氣，但該出手時必須出手，否則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等內容的高度一致性，並發揚光大，積極思考協同博彩業在經濟適度多元化方面繼續出彩！
許 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