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日常，什麼時候開始被中斷的？

過年期間在澳門，面對疫症來襲，身邊沒有不焦慮的人。

日常生活被打斷，回不去的痛苦不斷出現。但是這樣的侷促不安感，是平日就累積的，一定不是瘟疫在即的此刻。我的噩夢是瘟疫，在深夜裡不斷出現的，卻是瘟疫前我每天的生活場景：

孩子的學校就在新葡京旁。年節的喜氣洋洋讓我恐慌。

上下課時間，“更”大量辦年貨的遊客在面前，搬着一箱一箱沐浴乳、奶粉、尿布，如鯽的賭客，許多陌生的旅人兒童走近校園，在擁擠的接送人潮裡，取下掛在臉上的口罩，拍照留念。

有什麼好焦慮的，這樣的場景，日日無異。賭客路過校門時，一邊說着“這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一邊粗暴地去觸摸孩子的頭髮，有時他們伸手去捏等待兄姐放學的弟弟妹妹的臉。常見的暴力是遊客手持的相機鏡頭，他們強行拍攝正在生氣的小孩。“他們”成為共時同在的有意識的集體。

說什麼旅遊政策、說什麼城市規劃，不過都是一種“生物本能”的反思，環境負載力超負荷，死亡彷彿就在眼前，政策面的東西，都不過是人性的提點而已，輕描淡寫。

他哭了，早早買了票，卻無法進入場館的“生物體驗展”，是孩子對日常中斷的第一個失望，後來？還有後來嗎？

閉關不出的農曆年，計劃的旅行會否中斷？在大瘟疫時代的移動，應該中斷嗎？如何保證出行的健康？人為什麼移動？我們需要更為戒慎小心去進行、甚至與孩子討論這些。但是對不起呀，我沒辦法隱藏自己的絕望感，而它不是現在就有。“一場瘟疫過後，一個‘家’還能剩下多少人？”“剩下的人，該怎麼生活？”大瘟疫時代，大出行人，難道沒考慮過這些？

（大瘟疫時代 · 一）

川井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