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症求生與電車難題

電車難題的“難”不是純粹“將軍抽車”的那種兩難，而是儘管你在選擇上沒有遇上困難，內心依然會被一種莫名其妙的不安情緒困擾，這才是真正的“難”。

【摘自：〈電車難題與齊克果的答案〉，作者：周九泉，香港01，二○一七年五月十日】

為了武漢封城的事，我忐忑了好幾天，並和親友談論過此事。

武漢醫療資源極度不足，以致很多人失救，我認為以高防菌的方式把病人接到鄰近地方治療，對疫情的控制可能比封城好，因為病人逃離比醫護遷移危險。但實情是，哪有地方的醫院和市民願意承擔風險？甚至有城市的醫護人員怕受連累而發起罷工呢。疫症當前，選擇自保的肯定比願意接濟的多，而這個也是人性吧。於是我又提出新的設想，因為床位太少，為了讓症狀輕的比較有機會治癒得救，避免病源感染更多的人，不如鼓勵六十歲以上或重症病人安樂死，騰出更多空間醫治輕症病人，釋放醫護壓力，這對疫情的控制肯定帶來幫助。然而，我這建議並沒有得到多少人認同，反而被人痛斥沒有人性。

“犧牲少數人的生存權，以換取多數人的活命。”這是坊間所奉行的價值觀，否則某些人怎會天天要求封關逐客，甚至咒罵遠地前來求醫的人，認為他們應“乖乖留在武漢等死，不要連累我哋”。為什麼其支持者又會憐憫重症病人的生命，而放棄更好地控制疫情的機會呢？這抉擇，讓我想起了“電車難題”的哲學思辨。人們會想電車改道，以一命換取另一路軌道上的五命，然而卻不能接受，於是把前面一個不相識的胖子推下路軌以換取五命，因為當我們沒有幻想親手給患者打毒針的一刻，沒有人會省覺弱勢的生存權，有時候比抗疫的成效來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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