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擘畫——建國初期“暫不收回、充分利用”的港澳政策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廣州，大軍直抵深圳河畔。河對岸，港英當局人心惶惶，一場所謂的“香港保衛戰”似乎一觸即發。然而，就在此時，剛剛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卻向對岸發出了“暫時不動”的信號，解放軍奉命停止前進，“勒馬深圳河”。
這一決策令許多人感到不解。難道是因為懼怕英國在香港的一萬多名駐軍？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多年後，當毛澤東向蘇共領導人斯大林代表米高揚解釋這一決策時道出了其中深意：“中國還有一半的領土尚未解放。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複雜，需要採取另一種較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採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在這種情況下，急於解決香港、澳門的問題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相反，恐怕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係、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
一、一項超越意識形態的戰略決策
“暫不收回”絕非臨時起意。早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毛澤東就對來訪的西方記者明確表示：“我們現在不提出立即歸還的要求，中國那麼大，許多地方都沒有管理好，先急於要這塊小地方幹嗎？將來可按協商辦法解決。”這番話語，展現了一位戰略家超越一時一地、着眼長遠大局的胸襟與遠見。
一九四九年初，毛澤東與斯大林代表米高揚會談時再次闡述了這一思路：“先把大陸事情解決，海島可用和平方式，暫時不急於解決香港澳門，利用它的原有地位對我進出口貿易有利”。同年一月，中共中央發出由周恩來起草、毛澤東修改的《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明確提出：“在原則上，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權必須取消，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必須實現，這種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但是在執行步驟上，則應按問題的性質及情況，分別處理”，“凡問題尚未研究清楚或解決的時機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於去解決。”
正是在這一原則指導下，新中國確立了“暫時維持現狀”和“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對港澳基本政策。形象化的說法就是“暫時維持現狀不變”。據周恩來一九五一年回憶：“我們在全國解放之前已決定不去解放香港。”
這是一項從更好維護新中國國家利益出發、超越了簡單化意識形態束縛的戰略決策。一方面，中國共產黨人絕不放棄對港澳的主權要求，在這一點上沒有也不允許有絲毫的動搖和妥協；另一方面，強調在具體解決問題時要“尊重歷史、尊重現實”，避免在條件不具備、時機不成熟時犯冒險主義的錯誤。
二、“三項條件”：原則性與靈活性的高度統一
暫不收回，並非放任不管。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政府通過秘密途徑向港英政府傳遞了周恩來總理提出的三項條件：一是香港不能用作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基地；二是不許進行旨在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威信的活動；三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港人員必須得到保護。只要港英政府很好地遵守這三項條件，香港就可以長期維持現狀。
這三條要求合情合理，港英政府欣然接受，並與北京方面約定秘而不宣。從此，中英之間形成了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香港在冷戰的最前沿保持了相對平靜，而新中國的主權尊嚴也得到了切實維護。
周恩來曾對此有過精闢的闡述：“我們對香港的政策是東西方鬥爭全局戰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維持其資本主義英國佔領不變，是不能用狹隘的領土主權原則來衡量的，來作決定的。我們在全國解放之前已決定不去解放香港，從長期的全球戰略上講，不是軟弱，不是妥協，而是一種更積極主動的進攻和鬥爭。”
三、在維護主權中展現堅定立場
暫不收回，並不意味着對主權問題的任何退讓。一旦殖民當局試圖挑戰中國的主權底線，新中國必毫不猶豫地予以堅決回擊。
一九五二年七月，澳門葡兵蓄意挑起“關閘事件”，突襲中國邊防軍，並用大炮轟擊拱北中國居民。中國軍民予以猛烈反擊。最終，葡方公開道歉、賠償損失，降旗並將崗哨撤至關閘澳門一側，事態才得以平息。
一九五五年，葡萄牙殖民當局又公開宣稱將澳門改為“澳門省”，並計劃以一個月時間大規模舉辦“澳門開埠400周年紀念”慶祝活動。十月八日，周恩來嚴厲指出，葡萄牙大規模慶祝澳門“開埠”400周年，是對中國人民的一個挑釁，中國人民必須有所回答。十月廿六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嚴正指出：“澳門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人民從來沒有忘記澳門，也從來沒有忘記他們有權利要求從葡萄牙手中收回自己的這塊領土。”在強大的外交壓力下，葡方最終以經費不足為由取消了這一計劃。
一九五一年四月，港英當局劫奪中國“永灝號”油輪，中國政府在多次抗議無效後，決定徵用英國在我國各地的亞細亞煤油公司財產並徵購其全部存油。周恩來義正辭嚴指出：“如果英國敢於擴大報復，則它在華的兩億英鎊投資，便是報復代價。”
這些事件充分表明：暫不收回，絕不是軟弱可欺。新中國在港澳問題上始終保持着高度的原則性──主權不容挑戰，底線不容觸碰。
四、“瞭望台、氣象台和橋頭堡”
“暫不收回、充分利用”的戰略價值，很快在新中國面臨的嚴峻國際環境中得到了驗證。
新中國成立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中國實行了嚴厲的封鎖禁運。但由於香港在英國控制之下，西方國家不可能像封鎖內地一樣封鎖香港。僅一九五一年，內地與資本主義國家貿易的約60%就是經過香港轉口的，這些轉口的進口產品中，甚至有志願軍在朝鮮前線急需的藥品、油料、輪胎等禁運物資。
到中蘇關係破裂、中國在陸上的進出口通道完全被封閉之時，香港更幾乎成為中國與外部世界聯繫的唯一通道。在此期間，香港不僅對祖國內地的經濟建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本身也因此獲得快速發展，很快地成長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毛澤東的遠見卓識，在於清醒地意識到英美之間在對華政策上存在矛盾和分歧。英國為了保護自己在遠東的利益，就不能完全跟着美國走。把香港留在英國人手上，用周恩來的話說──“比收回來好，也比落入美國人的手上好”。
正因如此，香港成了新中國發展對外關係的“瞭望台、氣象台和橋頭堡”，通往東南亞、亞非拉和西方世界的跳板。新中國成立不久，英國便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第一個承認新中國。這正是“暫不收回”戰略決策的外交紅利。
結語：為“一國兩制”埋下歷史伏筆
一九五四年，周恩來在接待英國工黨訪華代表團時明確指示：“不成熟的問題，也不要去談，例如香港問題。……至於我們是否要收復香港，如何收復，政府還沒有考慮過，我們就不要談。”一九五九年，毛澤東針對黨內少數人的急躁情緒，耐心解釋：“香港還是暫時不收回來好，我們不急，目前對我還有用處。”
從一九四九年解放軍“勒馬深圳河”，到毛澤東、周恩來有生之年始終堅定不移地維護“暫時維持現狀”的戰略決策──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以超越時代的戰略眼光，為新中國在冷戰的驚濤駭浪中守住了一個寶貴的對外窗口，更為數十年後“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成功實踐埋下了深厚的歷史伏筆。
歷史證明，“暫不收回、充分利用”的港澳政策是完全正確的。它不是軟弱，不是妥協，而是一種更積極主動的戰略擘畫──用一代人的戰略耐心，換取了一個國家的戰略空間；用“暫時維持現狀”的審時度勢，為“一國兩制”的行穩致遠鋪就了歷史之路。
（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 · 二）
吳志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