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明實驗室”到“文明轉換器”
——中國國際傳播的澳門敘事與實踐
澳門這座以融匯中西著稱的城市，又一次成為全球創意與文化交匯的前沿。本屆視聽節以“全面國際化”為核心定位，彙聚網絡視聽領域的創作者與思考者，共同探討文化與技術的未來。在這樣充滿活力的場合，與各位分享對中國國際傳播及澳門獨特作用的一些思考。
一、中國國際傳播的時代課題
近年來，中國國際傳播取得了長足進步。“構建更有效力的國際傳播體系”上升為國家戰略，文化出海從“走出去”邁向“走進去”。網絡視聽成為最具穿透力的文化形態──數字敦煌讓千年壁畫在雲端呼吸，北京冬奧會開閉幕式以“中國式浪漫”驚豔世界，一批精品劇集與微短劇在東南亞、非洲甚至歐美圈粉。我們已具備在全球範圍內觸達受眾的技術與規模，這是不爭的成就。
然而，坦誠地說，我們仍面臨“國內熱、國際溫”的溫差。不少精心製作的內容，在國際輿論場中叫好不叫座，從認知到認同的“最後一公里”尚未完全打通。很多時候，問題不在於我們“講什麼”，而在於“怎麼講”、“誰來講”。我們的話語體系習慣於宏大敘事，而國際受眾更傾向於從具體的人、鮮活的生活中讀取意義。這種錯位導致了“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傳開叫不響”的困境。
更深層地看，當前全球傳播生態正遭受演算法繭房、身份政治和“文明衝突論”回潮的三重夾擊。人們更容易活在同質化的資訊氣泡裏，對異質文化越來越缺乏耐心和理解。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國際傳播的關鍵命題變得異常清晰：我們需要找到一種能被不同文明背景的受眾所理解、所接納的表達方式，需要一座真正懂得“跨文化翻譯”的橋樑。
這座橋樑，澳門已經搭建了四百多年。
二、澳門：天生的“文明實驗室”
與跨文化翻譯器
澳門是一座因文化而生的城市。從十六世紀中葉開埠起，她就扮演着溝通中國與世界的樞紐角色。與其他殖民地不同，澳門從未喪失中華文化的主體性。即使在葡萄牙人入居的數百年間，澳門的華人社群始終堅守着自己的信仰、語言和生活倫理。十九世紀，鏡湖醫院、同善堂等慈善組織以興辦義學、施粥贈藥強化了社群凝聚力，使中華文化成為抵禦殖民同化的精神堡壘。
與此同時，澳門又以驚人的包容度接納了異質文明。媽祖閣與聖老楞佐教堂隔街對望，哪吒廟與大三巴咫尺為鄰。土生葡人用粵劇唱腔演繹葡國民謠，中式廟宇的香火與西洋教堂的鐘聲和諧交織。葡式蛋撻和廣式點心同列菜單，除夕鞭炮與聖誕燈飾共享夜空。這些不是主題公園式的表演，而是四百多年日常生活的真實沉澱。
我常說，澳門歷史的最大魅力在於文化，而文化既不抽象也不宏大，它就體現在這種日常的一呼一吸之間。“不同而和、和而共生，各美其美、美美與共”──這十六個字，是澳門人對生活最樸素的理解，也是澳門為人類文明貢獻的最寶貴的智慧。
這種獨特的歷史積澱，使澳門成為一座天生的“文明實驗室”。她證明了，不同文明並非必然衝突，完全可以在各自保持主體性的前提下，實現和諧共生。“澳門歷史城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既是對中華文化包容性的宣示，也是對文化主權不可分割的有力確證。
更重要的是，澳門積澱了一套獨特的“跨文化翻譯”話語體系。利瑪竇在這裡繪製出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圖，用西方幾何學敲開中國士大夫的門扉，同時將《四書》翻譯成拉丁文，讓孔子思想成為歐洲啟蒙運動的思想資源。鄭觀應在這裡撰寫《盛世危言》，用世界眼光審視中國變革。耶穌會士的信札從澳門發往歐洲，其中關於《易經》哲學的描述，甚至影響了萊布尼茨對二進制的研究。從“東學西傳”到“西學東漸”，澳門始終是雙向交流的活態通道。她最擅長的，就是用對方容易接受的方式、用彼此都能明白的語言來講述故事。
今天，在“一國兩制”的制度保障下，澳門的平台作用更加凸顯。我們擁有三重不可替代的身份：東學西傳的歷史見證者、“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者、連接中國與2.8億葡語人口的微型超級文化樞紐。國家明確支援澳門建設“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以此為指引，筆者一直認為，澳門在中國國際傳播中承載三大核心功能：
其一，中華文化的“轉化器”。澳門善於將抽象的價值理念轉化為可感知、可體驗的生活場景。比如，我們不需要抽象地宣講“人類命運共同體”，只需請外國朋友在澳門老城區走一走，看一位賣涼茶的阿婆如何與開葡國餐廳的老闆比鄰而居、相互照應，這種具體而微的共生，就是最強大的說服力。
其二，文明互鑒的“實驗室”。澳門四百多年中西文化交融的歷史，為觀察不同文明如何相遇、碰撞、對話、共存提供了無價的活態樣本。這個樣本正在持續生成新的數據，為全球治理提供參考。
其三，精準對流的“樞紐站”。依託歷史紐帶和語言優勢，澳門在面向葡語國家和廣大海外華人社群時，具有天然的親和力與抵達力，能夠實現文化傳播的精準對接，避免“大水漫灌”式的低效投放。
三、從“文明實驗室”到“文明轉
換器”──澳門的新使命
然而，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澳門不能滿足於做一個被動的歷史樣本。如果說“文明實驗室”證明了文明共生是可能的，那麼今天，我們更需要將澳門升級為主動塑造未來的“文明轉換器”──從被動地證明“可能”，走向主動地提供“方案”。
這種角色躍遷，要求澳門承擔起三項新的核心功能：
第一，意義的轉譯者。不同文明之間存在着深深的“意義脈絡”差異。同樣一個“自由”或“和諧”，在不同文化語境中指向迥異。澳門要發揮深諳雙方語法的優勢，找到文明間的“意義介接口”，化解那些最根本的誤解和誤讀。
第二，模式的孵化器。將澳門“不同而和、和而共生，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經驗提煉為可複製、可推廣的跨文化對話工具與治理框架，讓澳門的共生哲學不只停留在一座城市的實踐，而成為可以被其他地區借鑒的公共產品。
第三，創新的催化劑。打造一個讓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思想相互“授粉”的“第三空間”。在這個空間裡，沒有人需要屈尊俯就，也沒有人需要刻意迎合，而是基於平等和好奇，共同催生新的知識、新的想像和新的可能。
為了實現這一躍遷，我們提出三大行動支柱。
一是建設“思想澳門”。倡議在澳門建立“全球文明共生研究中心”，系統化、理論化地總結澳門經驗，產出具有普遍參考價值的學術成果。讓世界不僅看到澳門的實踐，更理解其背後的邏輯與智慧，使“澳門學”成為一門走向世界的顯學。
二是做強“平台澳門”。推動文化論壇體系向更高能級升級，聚焦人工智能倫理、氣候變化等全人類共同面對的命題，彙聚不同文明的思想者與實踐者，探索協同解決方案。本次國際網絡視聽節，就是“平台澳門”的生動實踐。網絡視聽是當今最無障礙的媒介語言，澳門則是天生的跨文化敘事場域。兩者的結合，恰如為文明對話裝上數字的翅膀。我期待在澳門誕生更多用全球化語言講述共生精神的作品，讓中國故事帶着澳門的“共生密碼”流向世界。
三是深耕“教育澳門”。將跨文化理解與共生能力培養納入澳門大中小學課程體系，培養新一代“文明轉換師”。同時，將澳門打造為全球跨文化教育的研學高地，吸引世界各地的年輕人來到這裡，在媽閣廟與大三巴之間，學習一種全新的文明相處之道。
澳門是一座小城，卻始終胸懷“大使命”。我們追求的不是文化的削足適履，而是一種“生態系統觀”的文明相處之道：每一種文化都有自己的根系，尊重彼此生命的完整，在相互映照中實現共生而非替代。這，正是對“文明衝突論”最有力、也最溫暖的回應。
當中國的網絡視聽作品、文化理念，經由澳門這個“文明轉換器”重新編碼，它們將不再因差異而帶來隔閡，反而會因對話而激發共鳴。我深信，以澳門為支點，以視聽為媒介，我們能夠講述一種全新的中國故事──不是關於“我們”與“你們”的故事，而是關於“我們如何共同生活”的故事。
這個時代需要這樣的故事。澳門，已經準備好了。
（註：本文為作者在6月2日澳門國際網絡視聽節產業優勢主論壇上的講話）
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
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會長
吳志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