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溫東京審判歷史 警惕軍國主義復辟

今年是東京審判開庭八十周年。這場歷時兩年半的審判，以海量鐵證和嚴謹法理，判定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嚴重違反國際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亞洲多國犯下的

纍纍罪行。這是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罪行的正義清算，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成果的法理確認。東京審判所承載的歷史正義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戰，奠定的戰後國際秩序基石絕不容撼動。

揭露戰爭暴行彰顯良知正義

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由中、美、英、蘇、法、澳、荷、菲等十一國法官、檢察官組成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舉行第一次公開庭審。法庭對策劃、發動和實施侵略戰爭負有領導責任的甲級戰犯進行審判，最終二十五名甲級戰犯被判有罪，東條英機等七人被處以絞刑。具體實施大規模虐待、屠殺戰俘和平民等的乙丙級戰犯，由中、美、英、蘇等國各自審判。據統計，被盟國起訴的日本各類戰犯總數為五千四百二十三人，被判刑者四千二百二十六人，其中被判處死刑者九百四十一人。

東京審判，審的是人類良知，判的是歷史公正。盟國並沒有以戰勝國的姿態對戰爭罪犯作出主觀武斷的判決，而是以國際法為依據，在大量人證物證基礎上，在給予戰犯充分自我辯護條件下，作出的法律判決。歷經兩年半時間，共開庭八百一十八次，四百一十九名證人出庭作證，七百七十九人書面作證，審理四千三百三十六件證據，審判記錄達四萬八千四百一十二頁，判決書達一千二百三十一頁。東京審判確立了日軍戰爭罪行的起點是一九二八年日本在中國東北製造皇姑屯事件，而不是一九四一年爆發的太平洋戰爭。在審判審理過程中，南京大屠殺被作為一個獨立單元審判，讓日軍暴行曝光於天下，與之並稱為日軍“遠東三大戰爭暴行”的“巴丹死亡行軍”“緬甸死亡鐵路”等慘案一併公之於眾。東京審判，不僅從法律角度認定了日本發動對中國、東南亞和美英等國戰爭的侵略性和非正義性，而且通過審判日本主要戰犯，公開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戰爭暴行。

高度警惕新型軍國主義妄動

八十年過去了，白紙黑字記載的侵略罪行，卻被日本右翼勢力一點點稀釋甚至美化。他們以“不讓後世知道日本侵略歷史，不讓後代背負前人罪責”之邪念，千方百計抹殺東京審判的歷史印記，將審判法庭原址拆除後部分重新安置在現在的防衛省內，參觀手續十分繁瑣。他們拆除曾關押日本戰犯的巢鴨監獄，改建成商業綜合體“太陽城”，銷毀歷史遺跡，掩蓋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經歷國際審判、甲級戰犯被處以絞刑的醜惡歷史。日本右翼還將十四名甲級戰犯的鬼簿偷偷移入靖國神社並進行參拜，以表達對軍國主義戰犯的“尊崇”。一九九八年，一部為甲級戰犯東條英機和東京審判翻案的電影《自尊——命運的瞬間》在日全國公映。數十年來，日本右翼篡改歷史教科書，組織學生、自衛隊隊員到靖國神社“學習參觀”，對其洗腦，為侵略歷史洗白。他們公然否認史實、挑釁國際公理、妄圖推翻東京審判裁決、為日本戰犯翻案的野心昭然若揭。

高市早苗出任日本首相後，日本更是在強軍備武的道路上狂奔。大幅增加防衛預算，推動修改和平憲法，內閣成員向靖國神社獻祭品、國會議員集體參拜靖國神社、鬆動“無核三原則”、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部署遠程導彈、參加美菲軍演等等，一系列行動不斷加劇地區緊張。日本自衛隊官員村田晃大持刀強闖中國駐日使館、自衛隊艦船出現在台灣海峽等惡意挑釁行為接連發生。日本還宣稱要修改自衛隊“官階”名稱，恢復二戰結束前日本軍隊的“大將”“大佐”稱謂。一系列激進的政治操弄表明，日本右翼勢力處心積慮踐踏國際公理、時刻蠢蠢欲動的軍國主義野心，已成為威脅地區乃至世界和平與穩定、令世人高度警惕的現實危機。

銘記抗戰歷史共護世界和平

抗日戰爭時期，日軍雖未佔領澳門，但對澳門民眾實施嚴密控制。澳門同胞在日軍威逼下屈尊受辱，面臨着嚴峻的生命威脅。儘管如此，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一批批濠江兒女義無反顧奔赴前線，浴血奮戰在抗日第一線，有的還為民族大義獻出了寶貴生命。澳門各界紛紛成立救災會，各行各業踴躍捐款，為抗戰前線籌集大批現金財物。面對大量難民湧入澳門，澳門民眾紛紛伸出援手，施粥捐藥、收容贈衣、興辦義學、竭力救助，在民族危亡之際，通過各種愛國義舉傳遞了血濃於水的人間大愛。

內地民眾和澳門同胞都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受害者，永遠不會忘記日本侵華戰爭給中華民族帶來的巨大苦難和創傷。東京審判從來不是遙遠的國際法事件，而是無數死難者終於獲得的一次歷史正義，是對一切企圖復辟軍國主義者的強力警示。今天，我們堅持銘記歷史，並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守護來之不易的和平。歷史的判決書早已寫下，正義的底線絕不容逾越，這是人類共同的心聲，也是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

龔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