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官梅汝璈之女促銘記歷史

【本報訊】據環球網五日消息：“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東京審判）開庭八十周年之際，東京審判中國法官梅汝璈的長女、新中國首位國際法學女博士梅小侃在接受《環球時報》專訪時，緩緩道出這段由父親寫下，並早已融入她骨血的文字。話語間既有對父親的深切緬懷，更有對歷史記憶的堅定守護。

用好國內外研究

在梅小侃的記憶中，父親始終保持着寫日記的習慣。正是這一習慣，讓後人得以更全面了解那段塵封的歷史。《東京大審判：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法官梅汝璈日記》（以下簡稱《日記》）作為梅汝璈唯一存世的日記手稿，記錄了他從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日抵達東京，至同年五月十三日的經歷。《日記》長達二百多頁、五萬多字，雖然部分日期的內容缺失或不完整，卻生動記錄了梅汝璈作為東京審判親歷者最本真的心路歷程。

“一九四八年四月庭審結束到十一月宣判之間，有大約六個月的時間，法官們閉門起草判決書，商議定罪和量刑。判決書冗長且詳盡，其中很大一部分關於日本侵華的內容是由我父親起草的。”梅小侃告訴記者，“起初，許多法官對中國知之甚少，更不了解日軍在華犯下的種種暴行。父親始終堅持與他們溝通，向他們講述那場戰爭、中國的歷史文化和風土人情，以期他們對中國和中國人民產生感情，理解中國人民的訴求。在最後量刑的關鍵時刻，他更是傾盡全力爭取支持，讓戰犯得到應有的懲罰。”

梅小侃曾在美國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後來在一家跨國公司擔任了多年的法律顧問。二○一○年，六十歲的她正式退休，隨後加入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現更名為戰爭審判與世界和平研究院），投身於歷史文獻及相關著作的翻譯和校對工作。在她看來，保護歷史資料、傳承歷史記憶，是一項緊迫而重要的任務。“老一輩的歷史見證者已相繼離世。我們要研究歷史、銘記歷史。在這方面，翻譯工作有着極其重要的作用。我們需要更加充分地利用外文史料，把海外的研究成果引進國內，同時把國內的研究推向世界。”

在梅小侃所有的翻譯和編纂工作材料中，她認為父親於一九六二年開始撰寫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最為珍貴。“我至今還記得他伏案工作的樣子，但當時我不知道他在寫甚麼。父親生前沒來得及寫完它。後來我出國了，是我弟弟梅小璈負責編輯和整理。”

防歷史悲劇重演

這份手稿一九八八年初版之後被收錄於《梅汝璈東京審判文稿》（以下簡稱《文稿》）與《東京審判親歷記》中。談及自己最看重的《文稿》，梅小侃說：“在整理編輯的過程中，讀着父親的文字，我感覺他就在我身邊。雖然父親生前很少向我們提及東京審判的細節，但他的文字已告訴我們一切。”

“東京審判與紐倫堡審判共同開創了一個先例——明確將侵略戰爭的行為定義為國際法上的‘反和平罪’，且個人必須承擔責任。不能以國家行為、官方職位或上級命令為由逃避責任。”梅小侃說，“我們通過完善制度、提升思想認知，防止歷史的悲劇再次重演，通過強化公民的責任與擔當，凝聚力量，希望這個世界能夠真正走向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