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極化到共生：構建澳鄂協同發展新格局

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佈局中，區域協調發展是破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關鍵路徑。澳門與湖北，兩地雖相隔千里，卻因國家戰略的頂層設計緊密相連。如何以區域協同為紐帶，推動澳鄂合作走向縱深，是新時代的重要課題。

一、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支撐

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而區域協調發展正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戰略基石。作為國家地理版圖的“立交橋”，湖北武漢以九省通衢的區位優勢串聯起國內國際雙循環，肩負着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時代重任。以二○二四年湖北省發展態勢為觀察，湖北不僅貢獻着全國4.45%的經濟總量，更以覆蓋國民經濟41個工業大類中39類的產業完整性，構建起現代產業體系的戰略支點。以武漢光谷光電子產業集群領跑創新賽道，長江中游城市群協同發展示範區形成創新要素集聚的“強磁場”，生動詮釋着科技自立自強的國家意志。這些戰略載體通過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的深度融合，正在書寫新時代中部崛起的湖北答卷，為破解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提供實踐樣本。高鐵里程突破3,000公里的立體交通網絡，使湖北成為要素跨區域流動的“戰略腹地”。

與此同時，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國家戰略支點，以僅佔全國0.6%的國土面積創造出約1/9（二○二三年為11.1%）的經濟總量，其發展能級已比肩世界級灣區。在制度創新層面，大灣區通過108項政務服務跨境通辦、深港金融基礎設施互聯等突破性改革，構建起跨境要素流動的“超級接口”；在科技創新領域，“深圳──中國香港──廣州”科技集群連續四年蟬聯全球創新指數第二位，專利密度達東京灣區的1.7倍，8個萬億級產業集群的協同發展更成為全國產業鏈現代化的示範樣板。這種“硬科技+軟聯通”的雙輪驅動模式，不僅驗證了大灣區在國內大循環中的資源配置樞紐作用，更通過中國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廣深科技走廊的聯動效應，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提供了全球競爭力支點。

這種區域協同絕非簡單的空間疊加，而是遵循“梯度轉移、優勢互補”的發展邏輯。當中部地區依託工業基礎承接大灣區電子資訊產業轉移時，大灣區的技術外溢正通過武漢超算中心與橫琴智慧計算平台的算力協同加速落地；當湖北的立體交通網絡為大灣區企業拓展內陸市場提供物流保障時，澳門的葡語國家貿易服務平台也在為湖北製造走向全球打開新通道。這種從“極化效應”向“共生效應”的轉變，正在重塑中國區域經濟版圖。

二、澳鄂兩地：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節點

在區域協調發展的宏大格局中，澳門與湖北作為兩大戰略節點，正展現出獨特的價值張力。湖北作為中部崛起的“硬核引擎”，其戰略價值不僅在於九省通衢的區位優勢，更體現在光電子資訊、新能源與智慧網聯汽車等三大萬億產業集群的崛起。二○二三年湖北高新技術企業突破2.5萬家，武漢超算中心綜合性能位居國內前列，這些硬實力使其成為技術產業化與市場輻射的戰略支點。澳門作為“一國兩制”實踐的創新高地，正經歷從博彩獨大向多元產業的深刻轉型：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分線管理”突破，推動着規則銜接的制度創新；年貿易額超千億的葡語國家服務平台，構建起通達全球的經貿網絡。

值得關注的是，二○二三年澳鄂經貿合作延續良好發展態勢，貿易往來增速顯著，展現出較強的活力與潛力；但受兩地產業結構差異等因素影響，當前貿易規模仍有較大提升空間，雙方在深化務實合作、拓展多元領域上存在廣闊前景。這種現象恰恰揭示了合作的戰略空間──澳門需要湖北的產業基礎破解“脫虛向實”的轉型困局，湖北則亟需澳門這座“超級聯絡人”打通與國際規則接軌的快捷通道。當湖北的汽車零部件企業通過澳門綠色金融平台獲取跨境融資，當澳門的中藥質量研究實驗室為湖北道地藥材制訂國際認證標準，這種“陸海聯動”的協同效應正在創造新的價值增量。 （上）

澳門理工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教授

婁勝華

澳門理工大學公共管理碩士生

吳雨哲